，类似地主老财在地窖埋藏金银，其对公众阅读和社会启蒙并没有多大影响。 藏书楼是家族化的典型产物，正如图书馆是社会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中只有家族，没有社会。历代皇家藏书楼号称“天子讲读之所”，阁门高悬圣谕“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而私人藏书楼同样戒备森严，如齐国陆战队于宁波掠取图书的天一阁就规定，“外姓人不得入阁”，更何论借人观看。 书籍不是用来储存的，而是用来借阅的。公共性，是现代图书馆的最大特征，它不仅保持了传统图书馆的储存功能，更加偏重于知识的传播。面向大众的公共图书馆以阅读为中心功能，从而跳出了传统的知识特权和垄断，实现了书籍和知识的社会化和民主化。 在齐国，汉洲本土和数个海外领地，囿于条件有限，目前只在建业城修建了文渊阁这座唯一的国家图书馆。但在各地府县城镇，许多中小学堂中却是建立不少小型图书室，藏书从数百卷（册）到万余卷（册）不等，除了供学堂里的老师和在读的学生阅读参考外，亦对普通民众开放，以此来促进了民智的提升。 不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们读书普遍讲究“精度”，皓首穷经是读书人惯常的态度和做法。但是，相对而言，“博读”却更能启发民智，广博的知识和通达的见闻，会使读书人更自由、独立，甚至由此得到某种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启蒙。 启蒙与阅读都必须经由个人独立完成，因此社会的某种启蒙运动，其实也是一种阅读运动，一种解放思想的运动。不论是欧洲的先知，还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或者哲学家，他们灿若群星，以笔为剑，以书为刀，为近代（或现代）文明开光，为无数民众觉醒而启蒙。 齐天作为一个来自未来的灵魂，要努力将陷入黑暗中的华夏民族重新带到光明的世界，为华夏民族继续保持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深知启蒙民众，引导国民意识，建立民族概念，树立近代国家雏形，是一件多么艰巨而又非常有必要的事项。 启蒙，是对人的文明驯化，是关于现代和民族的精神操练；没有启蒙，就永远不能从精神上进入近代（或现代），更不会有民族和国家的进步。一个未经启蒙的国家和民族，即使物质上实现了近代化，其精神也停留在黑暗的中世纪（或愚昧时代）。 不过，在齐国境内，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思潮并非都可以不受限制的传播和扩散。在内阁政府部门中有一个不太起眼的机构--民调处。这个部门除了有反谍功用外，国内任何言论和书籍出版也都会受到它的审查和监督。但凡有反对国王、反对内阁、反对齐国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以及有煽动暴力反抗的言论和书籍，都是被严厉禁止的，甚至会被逮捕和审判。 自古以来，权力与知识就是对立的，权力是野蛮的垄断的封闭的，知识则是文明的分散的开放的；权力来自暴力，但权力的合法性却来自知识。“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思想从来没有远离过政治，早在印刷书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图书审查；文字与“文字狱”的历史一直难分彼此。 齐国虽然没有秦皇的“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焚书坑儒之暴行，也没有我大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的滥造文字狱，更不曾有“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的恶劣行径，但多多少少会对民间舆论进行把控，积极主动地掌握“主流意识”的宣传。 “此乃邸报？”黄宗羲从方以智手里接过一份报纸，好奇地打开。 “这是我齐国文教部主持发行的《大公报》。”方以智解释道：“此报，每旬发布一期，传诸于汉洲本土和各海外领地。其中，主要刊印境内外各类重大时事，以及本土和海外领地最新发展情况，甚至还有不少普通民生琐碎小事。如此，使得国中百姓对天下大事，都能有初步了解和获悉。” “《大公报》？”黄宗羲看到这份四开的报纸题头几个大字下面有一行小字“公开、公正、公平，是为大公。” 报纸上的内容主要刊登了最新境内外的消息，有齐国内阁政府颁布的《民法通典》下发全国，有桂州（今澳洲珀斯市）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再创新高，也有海外领地吕宋发生的土人战争，更有来自大明的消息，去年八月，孙可望、李定国分别在滁州、高邮遭到清军骑兵的机动打击，双双失利，不得不退回长江南岸；报纸的末版上面，甚至还有来自西洋的部分消息，如有关英荷大战的消息，奥斯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纷争…… “这报纸，虽然只有寥寥几页，数万言，但却涵盖了众多海内外大事，让人读罢，不免为之眼界大开呀！”黄宗羲草草浏览了几页报纸，然后不动声色地将其折叠成卷条状，塞入袍袖，准备有暇时细细研读。 “然也！”方以智点头说道：“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先生（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东林先生）当年所倡之事，可尽显于此报刊之中。我齐国民众通过报刊，不仅可尽早获悉政府的施政行为和政策动向，更能了解境内外发生之大事，开拓我民众视野，启发民间之智。” 其实，齐国刊印报纸的最大目的，是作为宣传工具和政府的喉舌，掌握民间舆论，可以说是为齐王为首的统治阶级利益集团服务的。至于，传播知识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