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凉的大土路上没有公交，或者说，谷凉人并没有所谓公交的概念。在这座群山环绕的小村，人们能想象到的外面的世界，无非就是镇上的集市。如果再远一些，就搭上高速公路上的顺风车，三十分钟就能到达到县城。如果还要再远，那就从乾阳镇的汽车站出发，去往岭溪的四面八方。 每天中午十二点，乾阳镇上的小学校门和初中校门陆续打开。 学校不提供午饭，学生有的在教室里吃着家里带来的馒头、鸡蛋；条件稍好的，会得意地拿出一碗苞米饭，配上几颗酸菜，也算得上是孩子的一顿美餐；离家稍近的，则跟着熙攘的人群走回家里，期待着家里人准备的一碗挂面或是一碗菜粥配腐乳；也有不少学生既不回家也不留下，这样的孩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手里攥着几张小票，撺掇着能买什么填饱肚子，另一类则两手空空，不想在教室里看着别人吃饭，也没有品尝街边美味的口福，他们漫无目的地走在路上，将路上的鲜香和菜场的恶臭全部吸入鼻腔，吞入肚腹，好像这样就能止住肚中饥饿的喊叫似的……于是，正午时分，两所学校的学生们喧嚷着鱼贯而出，踩着地上的坑坑洼洼，成群结队地向两边的街道分散开去。 朱品富一个人上小学时，就是最后一类学生。 这个面黄肌瘦，眉毛浓密的小男孩，喜欢把头发梳成刷子形状，使他看起来同母亲给他买的那只卡通铅笔上的小人有几分相似。他终日穿着一件褐色短衫，踩着一双沾着泥土、野草和动物粪便的军绿色胶鞋。由于入学得晚，他比同龄人要高出许多，看起来也要成熟的多，十三四岁的脸上，已经失去了好奇和天真，取而代之的是和他父亲一样的冷峻、深沉。 从镇上到谷凉要走四十分钟的山路。朱品富曾经尝试过忍着饥饿走回家里，盼望母亲从地里回来煮上一碗菜粥。可当他匆匆吃上两口时，父亲见他回来，总要安排他割点猪草，背筐牛粪。在朱虞高眼里，每一分量粮食都有对应分量的劳动，二者是等量的，他深谙其中的换算方式。 朱品富背上同他差不多高的箩筐，拿着镰刀走到后山，有时走向牛棚。对他来说两者都不是什么轻松的活，都是他最讨厌的活。割草时直不起来的腰、被猪草割伤的手指、还有沾满红土的鞋，都使他劳累而厌倦。最令他难堪的，还是牛棚里无法避免的粪臭，当他背上沉重的粪筐时，脚上、手上、头发上都沾满了牛粪和稻草，他并没有厌恶牛粪的味道，他和那头黄牛的牛犊甚至算得上是好朋友。可当他一身怪味地走回教室时，班里的同学们或讥讽或耻笑，最后都会捏着鼻子皱着眉，毫不客气地说： “滚开。” 从那以后，朱品富总是把早饭留到镇上晚点再吃。 他天刚亮就起，带着母亲煮的一根玉米，有时候是两块馒头，背上布包就匆匆离去。木门推开时的“吱呀”声，像一个年幼无知的的小孩绊倒时悠长苦痛的嘶喊。牛棚里传来黄牛的长哞，朱品富知道它是在跟他道别。 中午放课后，朱品富随着人群跑到街上溜达，他看着摊贩们整装待发，为手里有一两张毛票的孩子备好午饭。刚出笼的包子、喷香的米粉、现烤的糍粑、爆炒的怪噜饭……街边的每一种食物对他来说都是诱惑，摊主的每一句叫卖声对他来说都是折磨。他望着腾腾的热气飘到到人脸，飘进鼻息，飘往乾阳镇上方灰蒙蒙的天际。 朱虞高东奔西跑，东拼西凑，终于把朱品文送进了小学，和他六年级的哥哥一起读书。 朱品文上学的第一天，朱虞高起得格外早，他从衣袋里掏出两张五毛交给朱品富，嘱咐他中午带弟弟买点饭吃。朱品富接过钱，没有对父亲说一句话。这是他第一次从父亲手里拿到午饭钱。他紧紧地攥着那两张纸票，嘴唇微微颤抖，眼神愈发的黯淡无光。 两兄弟同吃同学一年后，朱品富升入初中，朱品文则沿着兄长走过的路、用过的书和坐过的教室按部就班地成长。与朱品富不同的是，朱品文每天会有五毛钱买午饭，这是朱虞高卖掉了黄牛的小牛犊之后存下的钱。 然而朱品文有时候并不花这钱。 有一年开学时，他的班里突然转来一名插班生，与他差不多高，穿一件米白色衬衫，皮肤白净，面色微黄，正好坐在朱品文的邻座。 这个人叫段黎阳，朱品文并不知道他的具体来历。第一天入学时，段黎阳就弄丢了身上的午饭钱，无奈之下朱品文把买来的包子分了他一半，使他不至于挨饿，也能在父母面前蒙混过关。 之后的日子里，段黎阳也会请朱品文吃午饭，虽然次数不很多，但在小学的前几年里，他们已经把街上的糍粑、包子、豆腐果、洋芋块基本都尝了个遍。后来升入五年级时，段黎阳不再和朱品文一起在街上吃饭，而是随着人流奔涌之后，在一个岔路口分开。朱品文看着他往一个叫“乾阳镇政府”的地方走了进去。 这一年，朱品文用攒下的午饭钱买了一只“中华”牌铅笔，和一本薄薄的练习册。他把剩下的钱夹在练习册里，期待有一天段黎阳不去镇政府吃饭时，请他吃一碗两人都垂涎已久的羊肉粉。 也是这一年，朱品富没有考上高中。 准确的说，朱品富压根就没有想过要读高中。他从一开始就不明白父亲送他入学的意义，也许朱虞高自己也不明白。在朱品富三年的初中生涯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得早早地回到家帮父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