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很羡慕我的朋友。 他有一个圆满的家庭，严厉不失亲切的父亲，聪慧又坚韧的母亲。“家暴”这种事情，在他的世界中像枪战一般遥远，不可思议。 在亲眼看到我手臂上的伤口时刻，他脸上的不可思议，是我羡慕他的根源。 后来—— 我不羡慕他了。 只是偶尔想，如果注定要失去，那不如从一开始就不曾拥有。 但凡是能握在手中的东西，那就别再松开。 世界上家庭幸福和睦的，也不止朋友一家，比如，小麦穗一家。 不论家境，有些人的确天生就在爱里长大。 我与小麦穗的重逢，还是初三时的暑假。 母亲提了离婚，带着我偷偷躲到外公家中。歇斯底里的父亲知道后，疯狂地追去外公家，年迈的外公和外婆无法阻止他的暴行，推搡中，我不慎跌倒，膝盖跌得血肉模糊。 来帮我包扎伤口的，就是小麦穗的妈妈。 那是镇上的卫生医院，相对于镇上其他的诊所来说，这的确已经是最正规、也是最好的一个医院。伤口没有大碍，没伤到骨头，就是瞧着吓人，要消毒清理，再用纱布包扎。不需要缝针，也不需要打破伤风针，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小麦穗已经不记得我了。 我对她还有些印象。 她个子长得很快，长到裤子似乎都不够用，露出脚踝和一双运动鞋，头发挽成个蓬蓬松松的丸子，坐在妈妈的桌子前面，正低头写一张试卷。 乡镇医院的约束不如城市那般多，更何况盛夏又是病人最少的时刻。医院里来看病的人也不多，小麦穗的妈妈——郑歌春女士一边用沾了双氧水的棉球擦拭我的膝盖，一边回答着女儿的问题。 “写完这张卷子就给你钱，”郑歌春用一种妥协的口吻说，“今天想吃什么口味？” 我想，在我来之前，小麦穗一定在缠着妈妈买东西吃。 “芒果！”小麦穗大声说，“我最喜欢吃芒果味的了！啊——妈妈——” 郑歌春问：“什么？” “能不能再给买一个小小的糯米糍呀？”小麦穗伸手比划，两根手指小小地捏一捏，“这么大，就这么大，好不好呀妈妈？只要五毛钱一个，就五毛钱。” “不行，”郑歌春熟练地拆开装双氧水的瓶子，说，“两块钱的炒酸奶，两块钱的糯米糍，你自己选——我只给你两块。” 小麦穗放下笔，两条胳膊都瘫在桌子上，拖着长音：“好妈妈～” 郑歌春不看她，她用一把银光闪闪的镊子夹着棉球，浸透了双氧水，捏住，往我不停流血、烂了一层皮的膝盖上贴。 我能听到小麦穗讨好她妈妈、撒娇的声音，也能感觉到透明、刺鼻的双氧水冰冷地腐蚀着我溃烂的皮肉，疼痛和她话语的柔软一块儿顺着血液在我逆流。看着眼前温馨相处的母女，我竟有了给小麦穗同时买炒酸奶和糯米糍的冲动。 我自然不会做这样过界的事。 我只是一个被父亲殴打后的普通学生。 我不会忽视郑歌春那种和职业相关的怜悯，在丢掉混合着血和双氧水的棉球时，我听到她一声叹息。 下一刻，她又用严格父母的口吻训诫自己的孩子：“李穗苗，快写作业，别乱看。” 我抬头，正好与小麦穗那探究的视线对上。她不躲不避，大大方方地看我烂掉的膝盖，微微歪着脑袋，像她母亲一样，叹了口气。 她在同情我。 我能感觉到。 就像现在的我也在同情她。 同情她被我这种人盯上。 小麦穗，父亲是一名刚转正不久的警察，在此之前做了二十多年的辅警，曾经因制止一场校园暴力而被小混混砸破脑袋； 母亲是镇卫生院的一名医生，脾气耿直强硬，因此得罪人，错失过调任到县医院的大好机会。 她们一家都是好人，好人应该有好报。 所以在小麦穗的父亲例行传讯我和妈妈的时刻，我说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包括父亲旷日持久的酗酒、家暴，人缘差劲儿，做过许多许多的错事，结下了不少梁子，仇家更是不少。 对。 我和妈妈也都恨他。 我们都恨不得他去死。 我的确反抗过。 上个月，他打我妈妈，我去拉他，和他打起来。打架时，他用水果刀割伤我的腿，我也捅了他，有医院的就诊记录——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