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叔侄三人的疑问是正常的，因为“镇守平壤总兵官”这个职务本就不存在，而且按照大明的军制而言，似乎也不应该会有在藩属国设立总兵官的道理。
但高务实有高务实的理由，他回答道：“总兵官掌方面征伐，我天朝既可为临时之战设平倭总兵官，为何不能为长久之安而设平壤总兵官？
朝鲜为倭寇两度侵犯，皆一败涂地，而期间我天朝已对朝鲜助械助训，仍然无济于事。如此，倘若此战之后朝鲜异日再遭侵略则何如？
依我之见，与其届时再烦我天兵劳师远征，不如就此在朝鲜设立卫所，而后平壤常驻天兵一军，以为永固。”
高务实这么一说，叔侄三人就不得不思索一下这样做究竟是否合规了。有明一代的军兵制度，在《明史·兵志》的序文中，有一个非常简略的概述，其云：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
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盖得唐府兵遗意。
文皇北迁，一遵太祖之志，然内臣观兵，履霜尹始。洪、宣以后，狃于治平，故未久而有土木堡之难。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
这里有几个问题，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明以武功定天下，那么在平定天下之后，当国内战争的局面基本结束，进入和平时期，就有一个如何处置战争时期留下的军队(包括士兵和将领)的问题。而军兵制度的重建，是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内外战争。
军队历来有两大功能：一个是对外设防，就是边防的需要，如何防遏外来军事力量的进犯；一个是对内，它要具有应对国内各种突发事件的功能，维护社会的治安。这中间最重要的是对帝室的警卫，特别是对首都与宫廷的守卫，不能让拿着武器的军队，把矛头对着自己。
所以对于一个王朝而言，既要保持一支有战斗力的正规军队，又要防止他们长期与地方行政合在一起，造成尾大不掉、军阀割据的局面。
然而要保持这样一支规模庞大、人数众多的正规军，对朝廷财政来讲，即使在平时也是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而在战时军费的开支，那就更是一个无法填满的无底洞。
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几乎都是以小农立国的帝国，它们在财政的来源主要依靠对小农征收的赋税。如果对农民横征暴敛，其结果就是农民流亡，生产荒废，庞大的军队没有饷粮，最终是农民反抗，军队叛变，王朝崩溃。
原历史上明末导致王朝崩溃的直接原因，便是由辽东战事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加派赋役，裁撤西边的军事开支，结果遣散的军队与农民起义军结合，迫使明朝不得不两面作战，最终导致统治崩溃，二百七十七年的帝国崩于一旦。
从王朝的统治讲，它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但又养不起他们；需要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又害怕兵将相习，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是故，它要分割兵将之间的关系，但这又势必丧失军队的战斗力；
它需要一支守卫宫廷的可信可托的警卫部队，但又怕这支部队突然把枪口对着自己，使自己处于措手不及的状态。对拿着枪守卫自己的人，往往也提心吊胆地多加猜疑，一有风吹草动，往往凄怆地说：“宁我负人，母人负我。”
于谦被杀，就是这个道理。
于谦忠于景泰帝，而又掌握着守卫京师的军队，所以英宗复辟以后，英宗身边因策划并参预这场宫廷政变而当权的宦官就非杀他不可——没什么别的原因，就因为他兵将相习，能调动得了军队。
要知道，景泰帝说是说当时已经病重，但毕竟是他们复辟以后才不明不白地去世的。可是，毕竟是景泰帝和于谦在危急时刻保卫了京师，保卫了大明朝安渡危机，而他们却如此对待病危的景泰帝，如此残忍地立即杀死于谦。
为了夺取国家权力，人就是如此残酷无情。
这类事例中国历史上不少，唐朝的永贞事变是如此，唐宪宗的暴崩也是如此。
历朝历代关于军兵制度的设计，都徘回在这几对他们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理解了这几对矛盾，那么对历史上各个王朝对军兵制度的设计，及其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现象，可以比较容易理解。
这许多设计看来都是为了保持一支常备不懈的军队，而这些兵将不相习，被养起来的长期没有经过战争历练的军队，一旦面临战争就可能会迅速地瓦解崩溃。
卫所制度的设计，实际上是只能起销兵的作用，这一点明、清两代的历史都可以得到见证。不过高务实依然要在朝鲜设立卫所，目的就不那么单纯了。
这里就该转头说下总兵制度了。
洪武时期，若有征讨，则派遣公侯伯及三等直属都督担任总兵，奔赴沙场。在当时有六总兵，分别为：云南、大同、广西、辽东、宣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