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马六甲，故海上贸易完成一个航行周期的时间比较短，补给相对方便。
以上多岛礁和航距短的特征，使得建造大船既无必要，也不便利，反而是中小船型操驾灵活，易于驱避，适宜多岛礁环境，于是成为明代海船的主流。
最后，中西帆船之间结构差别巨大。欧洲船舶主要以跨海远航为主，航行周期长，补给不便，往往需要体型巨大的船只才能保证长时间航行的给养和单次航行的利润。加之航行海域安全系数高，其船以水平隔舱为主，装货量大。
东海和南海海上行船颠簸不稳，船载货品又以鱼类、陶瓷、大米、食盐等大宗散装固货为主，对船舶稳性要求很高——别的不说，陶瓷这玩意可娇贵得很。于是中国海船就采用了能够固定分割货物、方便货物转运、提高船舶稳性、类似集装箱功能的密实的横隔舱结构。
这样一来，欧洲海船的复杂帆装、体大难驭等特征，在东南亚海战和短途贸易中就不但没有技术优势，反而成为致命缺陷。
在历次对抗当中，东南亚各苏丹政权往往利用兰卡桨船形成对葡萄牙大船的优势；明朝水师往往能够因以制敌，利用诸番舶“大而难动”的缺陷，用火攻、登船等灵活机动的战术，取得对欧洲船舶的胜利。
海船建造是传统社会最复杂的工业门类之一，牵涉面广，生产链条长，技术难度大，各个环节彼此依赖，互相制约，这是毫无疑问的。
欧洲船舶技术与明朝船舶技术分属两个独立的技术体系，彼此都有一套满足航海需求并且十分成熟的技术体系，各自对环境依存度高，技术传统差异大，很难形成彼此借鉴，相互学习的局面，反而彼此漠视，相互排斥。
如此一来，明代战船船舶技术的变革，其实是船舶技术传统发展，应因舰炮需要的结果，只是对原有技术传统的改进、强化或弱化，并未出现大规模改行西法的情况。
而这也同样是京华造船厂只能尽量借鉴一些符合未来海战发展趋势的思路，而不能完全抛弃中式战船建造模式的原因。
为什么京华要固定生产一种制式的武装运输舰？因为在东亚、东南亚海域内，武装运输舰的大小正好能兼顾适航性、运输量与相对较高的作战能力，再大则运输与适航下降，再小则战斗能力又不足。
京华造船体系内，武装运输舰以上就是巡洋舰与战列舰，这是专业的战斗舰，因此运输能力可以大为弱化，主要考虑作战。并且他们主要是作为战斗核心舰存在，在实际作战时，其外围永远会有数量更庞大的武装运输舰伴航，故其不必担心在这些海域出现“大船难动”的问题。
简单的说，高务实的海战思路和陆战思路其实大体相当，就是我既然可以拿体量优势碾压你，那就打堂堂之阵：大船胜小船，多船胜少船；大炮胜小炮，多炮胜少炮。
总之，高务实其实是以一种“总体战”思维来制定各种战争计划，毕竟大明的体量摆在这儿，只要解决好内部财政、军队组织等问题，在军事科技上不出现明显落后，那么就可以依靠“超大型国家”这一西方各国不可能具备的优势完成碾压——事实上沙俄成为欧洲压路机也是靠这一点。
当然，高务实不希望大明的科技水平像沙俄那样落后。
在海上竞争方面，高务实眼里只有将来的“西方列强”，而对于此时的日本而言，他的确没怎么放在眼里。
不过即便如此，高务实也没忘记狮子搏兔亦用全力，不仅在此前就开始“断供”硝石打击日本的火药生产、派出间谍到日本水军中带偏日本战船建造思路，而且不动则已，一旦决定海战便打算一战全歼日本水军主力——日本“新舰队”派往朝鲜之后他才亲自出马，也正是有此考虑。
至于日本在朝陆海将领最终会商议出一个避免炮战、坚持跳帮的打法，说实话连高务实都没料到，只能说国力这玩意儿差距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任你再如何智计百出、悍勇无双，最终也是无解。
日军汉阳军议关于海上作战的讨论到此总算结束了，于是话题转回陆路。
宇喜多秀家对于明军陆师高达十万忧心忡忡，他是前次侵朝的总大将，深知明军战斗力的强悍，因此话题刚刚转回陆路，他便道：“十万明军突然南下，我军前线猝不及防，遭受重大挫折，目前战线前端要害已经是开城了。诸君对于开城防御有何看法，还请畅所欲言。”
已经几乎被看做是“投降派”的小西行长不顾众人眼光，再次最先跳出来道：“开城从地形上而言无险可守，至于城防那也不必多提，在明军数量庞大且威力恐怖的巨型大筒面前，开城城墙就犹如纸煳的窗户，根本是一捅就破。
我以为开城不必坚守，反而应该果断放弃开城，将士兵全部撤回汉阳，然后看看能不能考虑在汉阳打一场旷日持久的笼城战，目的就是争取拖垮明军后勤，迫使他们不得不撤军。”
加藤清正冷笑道：“我一看你跳出来，就知道没一句像样的话。太阁命我等迅速拿下整个朝鲜，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