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武将的态度比绝大多数文官对武将的态度要好，但那是个人态度，外界只会说他高司徒为人随和，因为他并不是要给予武将与他平起平坐的权力。
转回到皇帝，朱翊钧与他的爷爷嘉靖同样是少年天子出身，两个人也都有着颇为了得的政治手腕，但为什么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而朱翊钧时期的国本之争却以文官集团的胜利而告终？
是文官集团在万历朝变得比嘉靖朝更强大了吗？未必。事实上，这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皇帝本人的思维。
高务实当年看过很多穿越明朝做皇帝的小说，且不论其合理性与否，首先它们当时给了高务实一个很有趣的思考：皇帝本人的思想，对其统治的影响。
穿越者皇帝的思想，当然是和土著皇帝的思想大相径庭。而穿越者是一个久经世事知识渊博的人，还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底层小年轻，同样也有很大的影响。
针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的思想局限性，比他的生理局限性，就更加严重了。
首先，他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很少有人的思想，能够突破时代主流思想的桎梏；其次，他受到个人阶级的局限性，他所处的阶级和生活方式，很大程度局限了他的见识；再次，他受到了个人教育的局限性，人的思想是后天形成的，教育读书这种间接经验，也会严重影响其思想。
对于明朝的土著皇帝来说，他不可能突破时代的局限，看到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他被束缚着宫廷中成长的个人经验，也让他严重缺乏对整个社会的认识。
高务实发现，历史上几个偶然成长在民间的皇帝，个人能力几乎都非常强。
最后一点，则是土著皇帝受到的教育也是传统儒家思想那套，他也基本上不可能突破这套思想的桎梏。
嘉靖与万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嘉靖是藩王世子“小宗继承大宗”入京为帝，而朱翊钧是由少年太子而为少年天子，他接受的都是文官集团给他安排好的儒家教育。
这一世的朱翊钧稍微幸运一点，因为有了个高务实在身边，旁敲侧击地给他一些新思维影响。然而限于高务实的身份，这些影响也是有限的，是有所克制的。
思想上的局限，会造成其行为的局限。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怎么可能去做到？思想上面的残疾，比肢体的残疾要可怕的多，因为你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残疾！
文官集团在道德礼仪、信息掌握、行政执行和意识形态操控等方面，对皇帝形成了全方位的制约。作为帝王你高高在上，看似无所不能，其实是一个大号的泥胎木偶：你看到的信息是失真的，你决策的事项是高成本低效率执行的，你想做的变革和调整必须要符合文官集团的利益，同时还要符合道德礼法的主流意识……
皇帝们或许很少总结这些，但皇帝们一定能意识到一些，所以在原历史上，皇帝们都更喜欢用自己熟悉且相对“听招呼”的重臣。无论是嘉靖用严嵩，还是隆庆用高拱，亦或者万历用张居正，在这个根源上区别都不大。
无论这位首辅是忠是奸，本质上都是他将皇帝忽悠瘸了。至于接下来的事，只能看这位首辅的良心。
文官制衡皇帝，最常用也是最有力的武器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是我们这个敬天法祖的国家的根基，是和平年代皇权的授予者，是运行国家机器、维持地方长治久安的工具，同时也是几千年来这个国家所有人——包括皇帝本人——内心中根植的绝对理想与理念。
文官熟读四书五经，又通过了科举考试，无疑是这个国家对伦理道德那一套最熟悉的人，他们可以让一切事情与合适的道德挂上钩，并以此来要挟皇帝、使事情符合他们的意愿、对事情做出合理的解释。
他们甚至从皇帝小时候开始就教授他伦理道德，以便于皇帝长大后能更好的间接治理国家。事实上，对于国家实际的运行，文官集团才是真正的核心，皇帝不过是一个传统权力的象征罢了，无非因为传统的根深蒂固，以及没有新的意识形态替代，才让皇位如此的不容置疑，这也让道德伦理对于皇帝更加的重要了。
在这种时候，李如松作为实际上的被统治者，要求与实际上的统治者平权，怎么可能取得成功？哪怕在皇帝这个名义上的统治者多方保护之下，他也依然会死——意外战死也是死啊，你看那位老老实实与文官集团搞好关系的戚继光，他怎么就不会意外战死呢？
更让人心底发寒的，则是朱翊钧本人极有可能洞悉了其中的内情，所以至始至终放任和包庇李如松。他知道他不管怎么保护，李如松迟早都会死。而在这个反复拉锯的过程中，尾大不掉的李家军会被严重削弱，直至没有威胁。
这意味着，皇帝实际上默认了文官集团的强势，也无意在“以文御武”是对是错方面搞什么拨乱反正。或许在皇帝所接受儒家教育所形成的思维中，这本身就是正确的，他的所作所为，出发点都只是稳定统治。
高务实一路沉默地出宫，没有回户部，而是让仪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