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们就是这么能打,你待怎的?有本事咬我啊!
你瞧,这就坏菜了。
所以高务实很反感这种行政权力被分割,导致事权不统一,各地之间互相扯皮的结构。这种分裂造成了无法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各自为政,使各种事情陷入内耗,最终损害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
因此他一直认为,光是按照十三省来分司财权是有问题的,何况大明的行政结构也很独特,它在十三省之外还有两京(南直隶、北直隶),因此很多专门的事项必须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统管,同时还得把两京的特权取消,一并来管辖。
当然,鉴于南京六部也有积极意义,高务实倒也不是说非要让整个南京六部完全变成养老院,只是必须把“南北并立”的局面改掉,明确以北京六部为主导,南京方面不能独外于天下。惟其如此,才能政令畅通,上下齐心。
这些道理对于高务实而言是无须解释的,他有这样的心思和举动也几乎是一种本能,毕竟红朝的经验摆在那里,好与不好自有效果说话。
唯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权力越大便越需要监管得力。眼下户部由他自己掌舵还好说,可将来万一他调任了,这样的一个大户部就千万出不得问题,否则一不小心,结果就是灾难性的。
不过他才上任两个月左右,朝廷的财政窘迫也不可能立刻就得到根本性改善,显然皇帝暂时还不可能将之调职,所以还不必过于着急,监管问题到时候再议也来得及。
当务之急,还是先把大户部的架子搭起来再说。
心学派在本次丁亥南察中,损失了大本营南直隶地区不少位置,士气方面比较低落。高务实这道奏疏上去,虽然申时行和王锡爵都大为紧张,外界对此也议论纷纷,但却没有形成太大的阻力。
次日一早,朱翊钧的圣旨就下来了,批准同意户部进行四侍郎制度改革,增设右侍郎两名,分管即将设立的审计署与关税署。
与此同时,圣旨中还明确要求户部尚书高务实尽快举荐两侍郎及十一司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各级官员,要求他与吏部商议之后立刻上报。如吏部与他有不同意见,则两种意见同时上报,“朕自有宸断”。
话虽如此,其实不管是皇帝还是外廷其他官员,大家都觉得这句话只是句套话。吏部乃是实学派自隆庆四年年初以来一直的大本营,杨巍虽然不能算是完完全全的实学派,但从一直以来的表现看,显然他不可能反对高务实的举荐,所谓意见冲突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存在。
这么一来,高务实位于昭回靖恭坊的尚书高府再次变得门庭若市起来,形形色色各类官员都想方设法希望引起高务实的注意——这多么官帽子掌握在他手里,而且一听名目就知道几乎全是实权职务,谁不想去分一杯羹?
不过很可惜,高务实府上“高挂免战牌”,门子客客气气告知前来拜访的官员们同一句话:“老爷交待,近来事忙无暇会客,还请贵客体谅则个。”
别说其他官员了,便是实学派出身的官员都进不了高府大门。那就没法了,大伙儿只好陪着笑脸,留下自己的拜帖告辞而去。
高务实倒也不是故意做作,眼下这种敏感时刻,他的确不便会客,否则你有你的渊源,他有他的关系,大家都跑来求官,高务实到底给谁不给谁?无论怎么做都不好,还容易遭人非议——这几乎是必然的。
事实上,对于分管两署的两位侍郎人选,高务实心里其实已经有了决定。
主审计署的户部右侍郎,高务实打算举荐杨俊民,主关税署的户部右侍郎,高务实打算举荐赵于敏。
杨俊民字伯章,号本菴,乃是故兵部尚书杨博之子。其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拜官户部主事,历任礼部郎中。隆庆初年升为河南提学副使,万历初年曾任太仆少卿。其父杨博辞官退休,杨俊民也主动辞官,侍奉父亲回乡。
后来杨博去世,他在丁忧期满之后起为原官,今年丁亥京察正好考满,考绩为优,满足升迁条件。
高务实用杨俊民,虽然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派系考虑,需要将晋党继续团结在实学派内,并且保持其作为自己主要臂助的目的,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杨俊民本身精于财务。
这个年代的山西官员比较另类,其中表现优秀的大抵分为两种:一种精于边务,一种精于财务,杨俊民属于后者。
在原历史上,杨俊民在万里十九年至万历二十七年这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一直官居户部尚书一职,只此一点便看得出他长处所在。
要知道,户部尚书这个位置可不好干,尤其是碰上朝廷用度开销巨大的年景,一个弄不好就是丢官去职,甚至被追究责任的下场。终明一朝,户部尚书“出事”的几率非常之高,完全称得上是高危职业。
杨俊民显然不算运气好,因为在他任职户部尚书的这段时间里,爆发了援朝抗倭之战。
虽说此战真正的军费其实是以朱翊钧内帑提供为主,户部只能算打了个下手,然而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