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中的实学精神,其源头还可以再向上追溯,如陆九渊所说:“人无不知爱亲敬兄……此唐虞三代之实学。”从儒家整理、修订的古代经典中,可以看到实学精神是如何逐步发展起来的。
如高务实的本经《易经·泰》六四就说:“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泰卦六四的爻辞是说家中本不富裕,但偏要向邻居吹嘘、炫耀,这是一种“失实”的心态,应当引以为戒。
类似“尚实反虚”的思想,在三代的历史文献中还有许多,当时虽没有实学这样一个词汇,但是日后实学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却于此时正在凝聚生成。
春秋战国是中国的“轴心时代”,传统宗教的瓦解造成了社会上极大的精神空白,致使诸子百家蜂拥而起,纷纷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
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正是先秦诸子中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由孔子揭橥的“崇实黜虚”的精神方向,奠定了中国实学文化的基础。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凡是对于不能实证的东西,孔子都给予存疑的回答。面对古代宗教所遗留的庞大遗产,最虚幻的东西的就是彼岸世界了,于是“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虽然没有彻底否定彼岸世界的存在,但是他强调自己治学的重心在于“知生”、“事人”。因此在此岸与彼岸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也就是说,精明的统治者虽然尊敬鬼神,但要与鬼神保持距离,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现实的世界中。
儒家哲学的入世倾向,是“崇实黜虚”精神的必然结果。在探讨现实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孔子所倡导的也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求学应当具备客观的态度,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想像替代实际的学习。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学习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将学习当成一种智者的游戏。
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哲人的重要区别在于:促使他们进行研究的动力不是形而上的兴趣,而是生逢乱世,救国救民的忧患。所以孔子一向强调“学以致用”。
例如他要求学生学习《诗经》,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学习《诗经》意义重大,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
但是,学习《诗经》绝不是仅仅为了个人的欣赏或消遣。孔子指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即使把《诗经》背诵得非常准确,但是授予政权不会行使,派往列国担任使者,在谈判的时候不会对答,那学习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孔子特别强调“学以致用”,他说:“君子学以致其道。”
实学精神是儒家文化中的一种基本倾向,而且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这可以从儒学几千年的发展中得到证明。
从西汉到东汉,儒生们过度开发了儒学内部外在超越性的思想资源,致使社会上出现了“虚饰浮夸”的学术空气。今文经学离题万里的“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日趋繁琐的“训诂考据”,都背离了儒学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治学旨趣。
东汉王充一部《论衡》,就是针对社会虚浮弊病发出的战斗檄文,“实”与“虚”可以说是全书出现频度最高的关键词。王充还对社会上所以会产生这样多虚浮之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根子就在于迷信儒家圣贤留下的所谓经典。
他说:“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不可信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务实在检索经史子集文献时,发现最早将“实”与“学”两个概念连用的也是王充。
他说:“韩子非儒,谓之无益有损,盖谓俗儒无行操,举措不重礼,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
当然这里所使用的“实学”概念与宋明以后学者的用法还有区别,此处的“学”是一个动词而非名词。但是谁都知道,汉语的语法是不严谨的,各种词性可以相互转换,后世的实学就是从这些词汇中发展而来。
王充偶然用到实学一词,一方面说明当时实学还属于儒学的一种精神倾向,尚未形成稳定的学术流派;另一方面王充力辟经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虚妄不实”的错误,也就是在开拓实学。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国佛教、道教发展的高峰时期,儒学发展相对停滞。宋明理学要恢复圣王的“道统”,必须重新振奋儒家原有的实学文化,故又一次在思想界掀起了“崇实黜虚”的文化潮流。
宋初儒生胡瑗首先举起“明体达用”的旗帜,反对社会上“尚声律浮华之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