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保这边继续召集东厂的大珰们同高务实玩大家来找茬，却不料事情出了些意外。
次日，以张居正执笔拟票、冯保按例批红的对刘奋庸、曹大埜处理决议下发之后，在京众臣就觉得大事不妙，因为该决议甚至称不上处罚，作为对倾陷辅臣的处理而言，力度实在太轻了些：刘奋庸外调兴国知州，曹大埜外调乾州判官。
为什么说轻呢？刘奋庸原本是尚宝卿，正五品官。这个尚宝卿虽然是京官，而且职责是为皇帝掌管宝玺、符牌和印章，算起来也叫天子近臣，但实际上这是个没有多少实权的职务，甚至经常恩荫给一些元老重臣的子弟。
而兴国州，是武昌府所属的一个州，其知州乃是从五品。从尚宝卿降调为兴国知州，论品级只是从正五品降到从五品，论实权……说不定还更足了。
而曹大埜呢？原本是正七品的户科给事中，按照皇帝的手诏，不仅是要降调外任，而且是要求“从重严处”的，结果他外调乾州通判，这是个从七品官——这叫“从重严处”？
要知道，通判虽然在一州之内，是排在知州和同知之下的“三把手”，但由于通判同时还有监督知州之责，所以很多时候连知州都要给通判几分薄面，这可不是个虚职闲差。
这个处理结果，通俗的讲，就是不给高拱面子。
朝中诸臣没有料错，这个处理果然激怒了高拱，并且这一次他连高务实的劝说都没听，当天晚上就再次写了一道疏文。
次日，癸丑，中极殿大学士、吏部尚书高拱再疏乞休，言：“大臣之道，上之以身报国，次之不敢以身辱国。今臣奏职无状，既不明报国，若再不明进退之节，而徒腼颜在位，是诚以身辱国，臣之罪愈大矣。天下后世其谓臣何？”
这一次，高拱干脆不提自己被诬了什么罪名，也不再多做解释，整个疏文的意思，相当直接：我再不退，有些人就始终盯着我咬，说我贪念权位，好好好，我也不解释了，我辞职总行了吧。
这就麻烦了，因为按照惯例，阁臣如此上疏的时候，皇帝只能做选择题：留阁臣，则要严惩诬告者；不严惩诬告者，那意思就是阁臣可以去矣——前次赵贞吉就是这么回家的。
疏入乾清宫，皇帝看了，顿时有些发懵。他完全搞不清怎么回事，心中还在暗想：朕明明处置了刘奋庸和曹大埜这两个妄言妄议的家伙，为何先生还要请辞？
隆庆忍住性子，一边命人去找冯保来，打算问个究竟，一边则去看另外的奏疏，结果孟冲不声不响地抱过来一大堆奏章，看起来起码得有几十本。
皇帝讶异万分，因为自从他染疾以来，司礼监已经尽量减少了直接让他批复的奏章，大多数都是直接按照内阁的票拟批红……怎么今天孟冲是吃错药了吗？
谁知孟冲也是一脸为难，小心翼翼地道：“皇爷，这些都是九卿和科道言官们请求皇爷慰留元辅的奏疏。按照祖宗制度，九卿及科道官的奏疏，司礼监不可不使陛下得知……至于其他部、院大臣们劝皇爷慰留元辅的奏疏，奴婢等已经先行按下了，还没给您拿来。”
皇帝听了，更是吃惊不已，这事明明已经处理妥了，怎么还闹得先生继续求退在前，九卿和科道上疏请命慰留在后？这其中到底是出了什么差错？
他不得不把奏疏一个个打开来看，原来这些奏疏，果然是以吏部尚书掌兵部事杨博为首的九卿诸大臣，及六科给事中雒遵等，并十三道御史唐炼等，各自上疏请慰留大学士高拱的。
皇帝看罢，也只能命孟冲以他的名义一一下旨慰勉，言：元辅辞位，朕已慰谕褒美，未尝听其去，诸臣无须忧虑。
这时候冯保来了。
冯保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是刚刚被从东厂找来的，现在还处在一头雾水的状态，进来之后按照往常的习惯朝皇帝躬身一礼，就站直了身子等皇帝问话。
谁知道隆庆冷冷地扫了他一眼，就阴沉着脸道：“跪下说话。”
按理说，以冯保的地位，平时见皇帝，躬身一礼是很正常的，毕竟他有“钦差提督东厂太监”的头衔，甚至可以在皇帝面前自称为“臣”，可现在皇帝居然直接让他跪下，他哪里还不知道这是出事了啊！
冯保心中一紧，连忙跪下。本着少说少错，多说多错的原则，他匍匐着身子，一头磕在地上，却一句话也没说。
隆庆冷冷地问：“昨日让你传旨处置刘奋庸和曹大埜这两个蠢物，你是怎么办事的？”
皇帝这么一问，冯保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顾不得张居正，立刻就道：“皇爷明鉴，奴婢拿了皇爷手诏就去了内阁，把手诏和皇爷的意思告诉了张阁老。具体的处置是张阁老拟的旨，奴婢看了下，确实都是降调外任，就给批红了。”
冯督公演技精湛，目光中有些惊惶，但更多的却是不解，惟妙惟肖，神气活现。
隆庆看了看，一时也没看出什么漏洞，皱眉问道：“究竟是怎样一个降调外任，你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