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说的“除国”，就是撤销封爵、收回领地，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把涉事的王爷贬为庶人，原有财产一切充公。显然，这确实是非常严厉，甚至是过于严厉的惩罚，因此他事先声明不能这样做。
这没关系，高务实本来也没打算把事情做得如此之绝。虽然高务实很清楚，大明藩王绝大多数都是国家蛀虫，像朱载堉那样的律学、历学大师虽然也有，但比例还是很有限的。
不过，政治上的事情最好用政治思维解决，而政治思维的第一要务就是必须顾全大局，万万不能图一时之快，爽文情节切不可取——比如清除蛀虫，把藩王全撸了。
这不仅皇帝绝不会答应，甚至朝廷文官们都不会答应。这是因为此种行为在他们看来，首先并不是什么朝廷开源节流了，而是乱了尊卑秩序，是乱了纲常。
在这个时代的人看来，如果纲常都乱了，那就要天下大乱了。呃，某种程度上来说，即便是在后世，“纲常”也是依然存在的——比如父子口角，儿子居然打了老子，这种事就是说破大天，那儿子也逃不了一个“不孝的东西”。
而在儒家全面控制思想的时代，纲常就更是完全不能触碰的禁忌。任他高务实过去有过多大的功劳，建立起了何等威望，如果在这件事上倒反天罡，那都是死路一条，身败名裂就在一夕之间。
“皇上何出此言，臣何时说过要做这等绝情之事？”高务实一本正经地道：“臣以为，只要整肃祖宗遗训，一切按照祖宗之法行事即可——有过改过，有偏纠偏。”
“哦？”这回轮到朱翊钧错愕了，心道：你啥时候在乎过我们老朱家的“祖宗之法”？你改掉的“祖宗之法”我都数不清了好不好！你那话怎么说的来着……“循祖宗之本意，而非祖宗之固法”啊！你以往改革可都是这样说的！
高务实见朱翊钧一时没转过弯来，眨了眨眼，提示道：“皇上忘了吗？洪武九年定诸王公主岁供之数：亲王，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四十匹，紵丝三百匹，纱、罗各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花千斤，皆岁支。马料草，月支五十匹。其缎匹，岁给匠料，付王府自造。
洪武二十八年复诏：以官吏军士俸给弥广，量减诸王岁给，以资军国之用。乃更定亲王万石(本色禄米、折色、折钞)，未之藩，令暂给米岁三千石，遂为例。”
这下朱翊钧恍然大悟，一拍大腿，道：“啊，是是是，我想起来了！日新，你说得对，这确实是祖宗遗训，我……朕当谨遵奉行才是。”
上面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朱元璋定过两次诸王与公主的岁供，第一次定得太高了，后来因为缺钱，朱元璋就改了一回，将亲王的岁供定为“万石”，而尚未之国的则更少，只有三千石。
实话实说，如果大明全国的藩王都按照这个标准执行，高务实今天就敢代表文官集团表明立场：以后永远不在藩王禄米问题上叽叽歪歪。
为啥？因为宗室虽多，但王爷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按照前一次开藩禁改革过的制度，王爷的数量也很难大幅增长。
在这样的假设之下，一年不过二三十万石大米的支出，户部还真不当回事——毛毛雨啦！要知道，理论上光是每年从南方运送到京师的粮食就高达三百多万石(这只是南方送来的，另一少部分由北方省份负责)。
虽然朱翊钧很兴奋，但很可惜，高务实的话还没说完。高元辅等皇帝说完，微微一笑道：“皇上，禄米只是小事，还有更重要的……王田。”
朱翊钧愣了一愣，迟疑道：“王田也要动吗？”很显然，在这件事上，皇帝是有些犹豫的。不对，应该说是非常犹豫的。
但高务实很认真、很严肃地道：“是，皇上，王田才是更重要的。”
这是肯定的，明朝亲王最大财政来源其实就是庄田，也就是高务实所说的“王田”。
众所周知，明朝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皇帝带头兼并土地，设置有大量皇庄。上行下效之下，随着皇庄的发展，藩王庄田也日益增多。
而王庄土地来源，原本主要是皇帝的赐地。据《明实录》记载，从明太祖朱元璋起，历代皇帝基本上都进行过大规模赐地，土地少则百顷，多者数万顷。
假使赐地还算“合法”，那王田另一个来源就明显不合法了，因为这就是占夺和投献。占夺就是抢占农民土地，投献有两种形式，一是将自己的土地献给藩王，以求庇护，一是由权贵的豪奴或地方恶霸妄指民田为官田、荒地，将其进奉王府，结交藩王，获得重奖。前者毫无疑问是违法，后者则是钻法律漏洞，在这个时代而言，本质上也是违法。
例如：《陕西通志》记载，明末，秦王在西安府属有庄田8900顷以上，还占有483处，桑园3处。楚王、韩王、肃王等占有庄田均有数万顷，仅佃户就有数万人。河南的土地被周王、赵王、郑王、唐王、潞王等占据大半，农民流离失所，原历史上的朱翊钧还不断赐给自己宠爱的福王朱常洵土地，曾一次性赐地就达四万顷——本来想赐四万顷，受到朝中大臣的强烈反对而减半。
天启年间，明熹宗又赐给予惠王、瑞王、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