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了极大惊吓的唐解元全然忘记了问月池此行的目的。而月池在回房休息了一夜后, 就准备将此行的成果向朱厚照汇报。她这三个月主要是查探田赋收纳情况。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不论是田赋的比例，还是收缴、运输方式, 都非常地不“规范”。月池一时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形容词。
就制度而言，面对如此庞大的帝国，百年变换的岁月, 如今的大明帝国居然还沿用着洪武时期的税收定额制度！洪武皇帝于一百多年前觉得收一定数额的田赋便足够用了, 所以他宣布将每个府缴纳的田赋数目都固定下来，永不再加。
并且，他还要求每一个府，不论土地、人口的数目都按照统一的税率。月池毫不怀疑太/祖爷的用心，这位出身于穷苦人家的皇帝，是真心实意地不想加重百姓的负担, 然而, 他所制定出的这种根本无法执行的政策, 反而给子民带来了沉重的包袱。
一些贪官污吏在固定税额之外, 大肆另加摊派。刀笔小吏也能够在钱粮文册上做手脚，反正仕宦不得下乡，只要各府把该交的定额交上去, 朝廷大员又岂会横加干涉。但即便是月池亲至, 她也不能一刀切，严惩额外加收摊派的官吏。
官员也是人，也要靠俸禄来养家糊口，可是朝廷给的薪资保障, 实在是少得可怜。官员不论是外派、还是出差, 亦或是修建官署、买办公用品、招募小吏书记等办事人员等, 朝廷都不会给一分钱。据说, 还有官员借高利贷去上任，这样的官员上任之后，为了防止利滚利，还不是立马刮三层地皮去还债。要是把这些人全部都严惩，明天大明官场就会成为一个空壳子。
就收缴而言，固定的税率既不可能实现，为了保障固定的税额和额外收入，每一个地方官员都会设置本地的税则，这完全是凭良心做事了，并且一个人的良心说了还不算。官员都是远离家乡到外地上任，并且在当地也只能待三年，即便假设这位老爷是个富家子弟，能够招募并能养活二十个手下，仅仅二十一个人，也管不了几万人的地盘，他只能依靠地头蛇。
据月池的了解，每次调整前，官吏、士绅、地主都会一起商议，而无话语权的老百姓就只能听命行事。大量的钱粮被从基层榨取，一大部分却被中层截留，帝国的上层不仅只能拿着“死工资”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还要背上不体恤百姓的骂名，想想就让人无言以对，可不服气又能如何？天高皇帝远在这时绝不是一句空话，别说是月池，就是朱厚照亲自来了，等他整顿完毕，拍拍龙臀走人后，这儿的税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
唯一可能调整的就是解运制度了，不论是银两，还是粮食，居然都是靠平民百姓来运输。运银两的叫银头，运粮食的叫粮长。一切的运输工作，包括行程、储存、交通工具，都由这些人负责，政府不仅不给钱，不给保障，在粮食或银两损耗后，还要求负责人赔钱。
一个庞大国家的运转，竟然是靠如此粗放的转运方式来支撑。不是月池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术业有专攻，这样高难度的工作，怎么能够轻易地交托给非专业人士。如此解运，既费人力、又费物力，还没获得多少收益，难怪朝廷之上个个叫穷，百姓之中却个个说苦。
但这要如何调整，月池也是一筹莫展。这可不比在京城挑拨离间，破坏永远比创造要容易。在京城，大家本来就在明争暗斗，她只是找准时机，当根引线或者煽风点火，原本的矛盾自然会被轻易激发，闹得天崩地裂也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如今，她是要消解矛盾，而非激发矛盾，是要缓和局势，而非火上浇油。这就要靠专业知识，真才实学，可惜她既不是工科生，能够带来科技革命，来个天翻地覆，也不是财政学或税务学出身，能够在针对各地复杂的情况，进行一系列的税务改革，兼顾中央和底层的利益。
她甚至不能轻易摸着石头过河，这可和宫廷财政改革不一样，那事儿即便失败了，折腾得也就是太监和朱厚照，可在这儿，万一她瞎指挥，受苦得就是普通人民。月池心道，自己既没本事兼济天下，可也不能为祸一方。
她思前想后，还是写一封密奏交给朱厚照，朝廷中那么多饱学之士，说不定能想出好主意呢？她用蝇头小楷将字写到薄绢上，塞进了圆筒中，加了两层火漆，交给锦衣卫，让他们通过特殊渠道送回去。即便是八百里加急，等到朱厚照回信也是大半个月以后了，月池打算先去拜见岳父岳母大人，然后就再去看看盐政。
可想而知，方御史从一堆拜帖里看到“小婿李越”时的震撼，方公子彼时也在书房，他倒是欣喜不已，贞筠与他是同父同母的兄妹，情分自然非比寻常。他一时泪眼婆娑：“太好了，多年不见妹妹，也不知她过得好不好。”
方御史胡须一抖：“她已被逐出族谱，过得好与不好，又同你有什么相干？”
方公子不敢置信地看着他：“爹，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
方御史面如寒霜，油盐不进：“只要他上门，旁人一样会想起咱们家的丑事。”
方公子气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