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便长途运输的实物税的办法。 总之,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与其铸铜钱,不如做成铜器出售,因为收益更高。 矿监就有很强烈的铸造铜器贩卖的冲动。但作为政府,你又不可能无视社会上货币匮乏的窘境,有时候就得捏着鼻子铸造铜钱,投放市场,缓解钱荒。 “江西九矿监,一年产铜几何?” “回陛下,同光七年共产铜八十余万斤。” “太少了啊。”邵树德默默算了算,然后说道。 铸钱是非常费铜的。 唐玄宗那会,最多一年铸造了32.7万缗开元通宝,费铜二百多万斤——算上其他消费,当时一年大几百万斤铜的产量还是有的。 但这就够了吗?还是不够。 比起盛唐,晚唐的金银乃至各类消费品如茶叶,产量大大增加,是超过天宝盛世的水平的,铜则不然。 唐宣宗时,仍在运营的矿监只统计到66万斤铜的产量。 五代略微有所下降。 北宋一统后,铜产量立刻爆发式增长,至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已经达到1461万斤,超过唐玄宗年间。 大夏朝去年只产了三百万斤铜,还不如唐玄宗那会。主要原因是北方的铜矿历经唐代开采,大多面临储量枯竭、产量下降等严重问题——这还是在新加入了云南、辽东铜情况下的产量,不然还要更低。 如今,必须在广阔的南方想办法了,加强勘探、开采力度。 北宋应该就是大力开采了南方的铜矿,不然绝不可能比唐代产量翻倍。 想到此处,邵树德说道:“卿是榷铜使,诸铜监皆归你管,有些事不能马虎了。老矿要想办法增加产量,无论你用什么办法。另者,多派人手寻找新矿。江西绝不止这么点铜坑,你们要多用点心。” “臣遵旨。” “旧矿增产,可有方略?” “臣以为,唯有两途。一者多募坑户,二者多用奴工。” 邵树德沉吟不语。 “坑户”就是承包者。多招募坑户,就是把更多的矿坑承包出去的意思,矿监与坑户谈好分成比例,然后派人监管,不再直接参与开矿。 从历史经验来看,承包是比自己直接下场收益更高的方式——当然,税还是不能少的。 使用奴工是另一条增加收益的办法。北方煤矿上其实已经大量使用奴隶了,波斯奴工遍布关北、关内诸道,下坑挖煤,下窑烧砖,下河挖泥,简直无所不能。 还吃得少,干得多,比诸矿监临时招募的本地百姓好使多了。 “先找矿吧。”邵树德说道:“江西、云南二道,不该只产这么点铜。好好做,若立下功勋,朝廷自然有封赏。” “臣遵旨。” 挥手让榷铜使退下后,邵树德继续喝茶,随后挑了几个饶州官员、士绅过来问话。 茶喝完后,问话也就结束了。 他起身在茶市内仔仔细细转了一圈。 里头大致分为几个区,每个区域由一个行会把持着,出售当地所产茶叶。 行会这种东西,自唐代以来非常根深蒂固了。 彩帛行、帛练行、谷麦行、米面行、果子行(水果)、菜子行(种子)、铛釜行(五金)、凡器行(容器)等等,应有尽有。 银行,当然也是有的,不过是做银器的。 行会制度有利有弊。 好的一面是加强了商品的生产组织、运输流通、品牌建设,一个行会内的成员互相帮助,抱团对抗官府的勒索,在朝廷面前有更大的议价权,如果哪个成员缺钱了,还可以拆借资金助其渡过难关,或扩大生产。 坏的一面是容易形成垄断,强买强卖,虚定高价,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等等。 总体而言,目前是利大于弊的。没有行会,就不可能有目前的商品经济规模,可能一个变乱,就直接让各种产业归零了。 行会是有能力雇佣武夫的,自唐以来屡见不鲜,即便是盛唐时期,都有大量挎刀持枪的商行护卫穿州过郡,朝廷也不管这些所谓的“动乱之源”。 或许是自信,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是懒得管。 邵树德也懒得管。 四十年前,他随军前往河东平定李国昌父子叛乱。战败的昭义军残部劫掠晋阳,一开始很顺利,最后当他们抢到坊市头上时,被“坊市民”杀得溃不成群。 没必要什么都定得死死的,加强监管就是了。藩镇割据一百五十年,还没听说过哪个商人造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