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严歌玲所说的东西，于东并不意外。美国的那一套流程化东西，跟国内向来不同。 事实上，美国也不能代表国外。在文学范畴上，美国的历史实在太短，跟法国、俄国、德国这些国家完全不能比拟。 如果现在在国内找一个搞文学的人来问，喜欢哪个作家，一般说的都是上面这三个国家的人，再有可能就是意大利、西班牙、霓虹这类，提到美国就比较少了。 当然，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拉美。 这些年魔幻现实主义逐渐被大众所知，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鲁尔福这些拉美作家也在国内有不少拥趸。 有人说美国是文学荒漠，这话未免有些过头，回望历史，美国也出过不少好作家。比如国内作家很喜欢的福克纳、海明威、欧亨利这些。 严歌玲中后期作品变得越来越通俗、模式化，其实跟她在美国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一方面她受这一套写作思想影响，觉得通过流程化的训练就可以写出好的作品。另一方面，这段时间她受金钱所苦，作品上自然寻求一些通俗性的东西。 后来卖了版权，当了编剧，也就越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于东，你听了格飞和严歌玲两位老师的见解之后，有什么想法么？” 于东转头看去，说话的是孙甘路。 孙甘路其实是看到现场气氛有些冷淡了，就想要找个人把话头重新挑起来。他之所以选择于东，是因为今天上午的偶遇，让他对于东产生了一些兴趣。 再者，于东是这里最年轻的，也好说话些。 “我觉得美国的这套流程，是有可取之处的。”于东没有退避，直接说了自己的观点。 另一头一个年轻人说道：“那意思就是还有不可取之处了？” 于东看向说话那个年轻人，回忆了一下对方的信息。这人叫周南，具体哪里人不清楚，但肯定不是本地人，他就属于那种跑到上沪找机会等着成名的作家。 他问这话，听起来有点像是抠字眼，不太友好。不过大家都没觉得有什么，年轻人嘛，各抒己见、激昂文字也不是什么坏事情。 于东皱了皱眉头，继续往下说：“也不是说有不可取之处，只不过这种方法是有局限性的。美国人想要写出好故事，所以弄出的这些训练方式都是为了故事服务的。但各位也知道，文学则并非全看故事如何，更多地还是一种视角、一种态度、一种思维方式。” “故事也并非不重要吧，故事不写好，怎么展现视角、态度和思维方式呢？”周南又说。 于东看了周南一眼，没有理会，他已经确定了，这家伙就在硬抬杠。自己明明说的是“文学并非全看故事如何”，到周南那里就变成了“故事不重要”之说。 他继续看着孙甘路他们说道：“听到美国的这种训练方式，可能不少人心里在想，这不就是通俗文学的创造模式么？” 听到于东这话，不少人都点了点头，显然是他们的心思被于东说中了。 于东又继续说道，“但是不能不承认，通俗文学也是文学。通俗文学在于故事性，在于能让更多的读者看懂，产生共鸣，寓教于乐。而且纯文学未必不能顺便顾一下故事，如果不做训练，文学的表达就会出现问题，文学的态度也有可能会产生偏差。所以我说，严歌玲老师说的这些是有可取性的。” 其实于东还有些话没说，他其实想说的是，大家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通俗小说，纯文学作家未必不可以写通俗小说。 既然通俗小说可以寓教于乐，那作家们多一点社会责任感，向更广大读者传达一些正面的东西，难道不可以么？ 如果一味地追求态度、视角、思维方式，最终造成的结果肯定就是曲高和寡，并造成很多人的误解。 之前严肃文学这个说法被提出来的时候，一部分纯文学作家对这些严肃文学也是多有指责。认为严肃文学作家过多关注当下的社会现象和政府活动，忽略了人自身的根本。 等到时代变化之后，这些严肃文学就会被遗弃在角落里面。（在很多作家眼中，严肃文学和纯文学是分开的，严肃文学更关注时代的社会现象，偏重政治） 但是于东认为，作为生活在本时代的人，不论你是写纯文学，还是严肃文学，又或者是通俗文学，是不可能抹去时代烙印的。 而且有时候，严肃文学和纯文学也没人能够分得开，界限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每个人自己定的。 于东还有一点没说，那就是他认为如果过度相信美国的这种流程化训练，势必会产生模式化的作品，对作者的文学思考是有阻碍作用的。 而他之所以没有说太多，也是考虑到今天这个场合不太合适。 其实即便他只说了这些，现场也有一些人心里有意见。 毕竟于东最年轻，发表的作品也少，这就让某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了。 他们大概在想，于东一个毛头小子凭什么站出来指点江山，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之前杠了于东两句的周南正是这样想的，特别是看到于东后来不理他，心里就更有怨言。 只不过他正准备开口挑于东毛病，另一边格飞忽然开口道：“于东的说法我很赞同，美国的这种培养方式确实是有可取的地方。至少大量的阅读和大量的写作，跟我们之前所主张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不同。总不能作家们就靠着一支笔，天天自己钻研着到底写什么，那就会陷入谁都能写又谁都不能写的尴尬境地。” 见格飞站出来支持于东，周南张了张嘴，最终没有鼓起勇气再说什么。他可以得罪于东，却不敢去得罪格飞。 一直没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