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牧尘有些抑郁的时候， 讲台上的历史老师已经念到了下个章节：“在尘世仍是神代时期，这片大地上仍有多个不同的族系，泾渭分明，以及很多传说中的始祖与古帝王并存。 而原始社会的“天帝观”，则是拉开了传说向历史转化的序幕，也为后代五帝系统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以太暤、炎帝、帝鸿氏、少暤和颛顼为核心的“人神合一”的五帝系统。而“血缘关系”更是把祂们从传说时代的部族始祖和英雄完全转变成人间圣王，最终完成了世系的定型。 在距今上百万年以前， 当帝鸿氏的族系攻陷炎帝族系并且击败东方的东夷部族之后，以，占领了如今的帝京区域（那时还有建木巨物耸立），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部族， 彼时的神州形成了以中央帝鸿氏世系为首，东方的东夷部族和南方的有ao集团为核心的三大集团， 祂们之间的权力转移与交接是各大阵营力量角逐的结果，而非完全经过“血缘”关系直接承袭来完成的。 夏启所建立的帝统神朝，是前所未有的家天下制度，抑即是把“帝座”私有化，妄图永存万代。 然而，当时各部族的力量仍很强大，各有独立的势力范围，以夏王朝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还不足以慑服那些存在以万年为单位的古老部族。 随着姒文命的影响力消退，直至在帝启死后，“初生”的夏王朝即受到东夷部族的攻击，有穷氏首领后羿，在夏后仲康死后，其子相上位驱逐了相，窃居帝座、政权，有了“后”这个夏代君主的衔号。 这即是后世史书中所谓的“后羿代夏”。 所以在复国后，不免有多次迁都现象。从而也说明了夏王朝政权的不稳定性。为了更好地统治各大势力，夏人开始思考如何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于是“帝统”观念应运而生。 夏人倚仗先祖是“最后”的上层叙事者，代表着上帝的旨意，具有无上的生杀大权。作为统治天下众生的合理性，也为其代代相传的家天下找到了法理依据。 在私吞帝座后，夏王朝的君王都将“帝”字冠于自己名字之前，如帝相、帝少康、帝予、帝槐、帝芒、帝泄、帝不降、帝扃、帝廑、帝孔甲、帝皋、帝发、帝履癸(帝桀)等。 尽管夏人以天帝之子自居，并且世代相传“帝座”，有高于于level.6之上的位格加持，但因为姒文命在“上面”暂时的失势，最终还是走向了灭亡。 商人承袭夏人的天帝观，也以天帝之子自称。在商汤起兵灭夏时，为了使自己师出有名，打出了代天伐罪的旗号，《尚书·汤誓》载商汤语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以说明其之所以灭夏而代之，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旨意，因为夏桀的行为违反了天命，所以天帝便更换在人世间的代言人，而商汤即是给上帝选中的天帝之子。 商王朝的历代君主也效仿夏人，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帝”字， 如帝外丙、帝中壬、帝太甲、帝沃丁、帝太康、帝太戊、帝小甲、帝雍己、帝仲丁、帝外壬、帝祖乙、帝祖辛、帝沃甲、帝南庚、帝祖丁、帝盘庚、帝武丁、帝乙、帝辛等。从《尚书》记载来看，商人比夏人更注重强调自己的帝子身份。《尚书·盘庚》曰：“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 又曰：“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 夏商王朝的君主们将自己视为天帝之子是为了向世人昭示自己统治万民、拥有下土的合法性，但久而久之商人也如前朝那样，恃“神”而骄，赴往沦亡的道路。 最后竟让西戎部族后来者居上，也即是西周，但也彻底完备了礼法制度。比如“先王之制，邦内甸服(“服”即“服事天子”)，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 当代也承续了这样的制度，神州以帝京为中心，依次划分出五服，而李牧尘所在的津江市则在要服，重视程度不是很高，反抗军也借机在这发展势力。 这点在《诗经》中多有体现，如《生民》说后稷乃是姜嫄“履帝武敏”所生，无疑将周之始祖视为新的“帝子”；《维天之命》中说周王朝能取代商，是“维天之命”； 《文王》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称颂文王得到上帝的恩宠，能够继承天命，使古老的周部族成为尘世的主宰。 但是，周人从前朝的衰亡历史中吸取教训，知道是否保得住统治阶级的地位，终究是看“上天”那几方始祖阵营想较量。 对了，“上天”是始祖们所在的居所。这点你们要牢记在心。 话归正题， 所以周人在夏商的“帝子观”基础上生成了“天命观”，认为帝王的轮换是看始祖们的意见，所谓的德行，也只是符合祂们的想法。 《诗经·周颂·敬之》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监在兹。” 更是申言上天无时不在，祂随时监视着人间的君王，所以每位国君都应当敬天命而为之。 尽管周人的“天命观”，是屈从于所有的始祖（类似公交车，谁都可以上），不如前两者“帝子观”的专一。 所以夏商君王自称“帝子”， 而周王则自称为“天子”，二者实则都是出于维护其家天下合法性的需要。这种人与上帝的血缘关系的确立，拉近了人与神的距离……” 李牧尘边研发术式的技巧，边尽力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