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凌沉吟片刻回道：“咳咳，对于叔父老夫没有怨恨只有尊崇，毕竟他真正做到了为国除贼，古往今来这样的人是很少的，老夫这些年来也一直叔父为自己的榜样，王氏的楷模，
若不是因为叔父，当初武帝又怎会知晓老夫，进而重用老夫，只可惜叔父不是老夫完全能效仿的，也做不到像叔父那般为了国之存亡不顾身后的一家老小，年初司马仲达作乱之时老夫就没敢挺身而出，真是越老胆子越小了！”
曹爽笑着回道：“年纪大了胆子小一点还是好的，老司空还是比汝叔父重亲情啊，若是一朝不慎还要连累全族。”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驾崩，王允急忙赶赴洛阳吊丧。
此时，朝廷局势极度混乱，以何进为首的外戚势力大增，阉党张让失去了对中央政权的控制权，面临覆灭的危险。
大将军何进欲图诛杀宦官，于是召王允前来一同商量，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又转任河南尹。
何进被杀后，袁术等人立即领兵入宫，讨伐张让。
张让、段珪等人挟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半夜出逃。
当时，朝中公卿大夫被急变的局势吓得不知所措，他们都不敢护卫少帝。
王允立即派遣河南中部掾闵贡带着一部分士兵跟随尚书卢植一起保护少帝。
事后，闵贡又奉迎少帝回宫。
永汉元年（189年），董卓废掉少帝，献帝刘协继位，王允被拜为太仆，不久迁任尚书令。
初平元年（190年），王允替代杨彪担任司徒职务，同时兼任尚书令。
王允担任司徒，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秋。
献帝登极后，外戚、宦官斗争仍在继续，黄巾军起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各地割据豪强也趁机发难，借讨宦官为名，纷纷问鼎中央政权，整个东汉政权危机四伏，动荡不安。
面对如此国将不国的尴尬局势，王允毅然承担起恢复和革新东汉政权和社会的重任，没有丝毫退缩和畏惧。
为了稳定政局，消除混乱，王允和朝中其他忠臣良将一道出谋划策，重新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
董卓在进驻洛阳过程中，迎立少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进驻洛阳后，董卓又多次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力的贪婪欲望。
他废旧立新，毒杀太后，广植党羽，培养亲信，统收兵权，控制朝廷。从董卓的种种倒行逆施中，王允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他将成为威胁东汉政权的最大隐患，必须采取必要措施遏制和除掉董卓。
可是，董卓手中掌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党羽众多，而且董卓本人凶残毒辣，如果主动出击，只能是以卵击石。
于是，王允表面上一味听任，甚至顺从董卓，让他放松对自己的戒备，实际上却在细心计划，周密布置。
董卓进入洛阳后，为了站稳脚跟和扩大势力，曾极力拉拢朝中有影响的官员。王允不动声色，顺势归顺，尽量迎合。
有时，王允不惜矫情曲意，偏违原则，来换取董卓的信任。
董卓迁都长安时，王允把重要的兰台、石室图书秘纬收集起来带到关中。
到了长安，都分类条上。又收集汉朝旧事，应当施用的都一一奏上。经籍得以保全，王允有很大的功劳。
当时董卓还在洛阳，朝政大小，都托王允处理，王允惟命是从，董卓也信任王允，不生丝毫疑心。
王允借此时机，亲自主持一些恢复王室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具体事务。当时天子、朝臣及内外，没有人不依靠王允的。
盖勋是当时朝廷的正义之土，自从董卓乱政以来，盖勋不畏强暴，一直与他进行尖锐的斗争。一次，董卓问王允：“不知谁最适合担任司隶校尉？”
允回答说：“只有盖勋最合条件。”虽然明知董卓与盖勋之间矛盾很深，但是，出于正义，王允毅然推举了盖勋。
在与董卓表面敷衍的同时，王允暗中积极组织和筹备反董卓的斗争。
王允首先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泰等人共同商议诛杀董卓的计策。
为了控制一定武装力量，王允等人极力向皇上推荐、保举护羌校尉杨瓒行使左将军的权力；同时还举荐执金吾士孙瑞担任南阳太守，并且让他们借讨伐袁术为名，带领兵马出道武关，实则为多路夹击董卓做准备。
董卓心中怀疑，于是把他们留住。王允听说后，便顺从董卓的意思，引士孙瑞为仆射，杨瓒为尚书。
初平二年（191年）十二月，董卓为跟随献帝入关的人封侯赐爵，王允被封为温侯，食邑五千户。
王允本来想拒绝，士孙瑞对他说：“保持谦逊俭朴，也要取决于合适的时候。天子裂土封爵，是为酬赏有功之臣。
您与董太师并位一同受封，而独自坚守高节，这岂是韬光养晦、不露锋芒的方法呢？在下实在认为不妥。”
王允一听有道理，便受封二千户。
初平三年（192年）春天，天下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连续下了两个多月的雨。王允和士孙瑞、杨瓒等人借登台祭祀乞神降雨之机，紧急商议谋杀董卓的行动方案。
士孙瑞严肃地对他们说：“自从去年岁末以来，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