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当“出头鸟”上奏疏一事若是放在投其所好的世家大族掌权之时便是大功一件，
若是司马懿顺利上台，那肯定会想方设法的搞一个暗箱操作将校事府废除的，
毕竟这些世家大族可是一直就对校事府监视他们一事深恶痛绝的，可曹爽就不同了，他不是世家，怎么说也算是半个大魏宗室吧，
若是曹爽是士族出身，想必也会废校事府，这就要看当权者的屁股到底是坐在那边了。
晚饭之时，曹爽吩咐厨房将晚饭送来西厅，与杨综在西厅吃了，饭菜很简单，只有三菜一汤，二人把各自桌案上的饭菜用的很干净，曹爽对饭菜的要求也不高，只要可口管饱便可，
待杨综告辞回府之时，曹爽又开口道：“天色已晚，吾派几名亲兵送伯初回去罢。”
杨综抱拳道：“如此便多谢丞相了。”……………
昨夜的建业刚下过一场雨，但对夏季的温度也好像没有丝毫的作用，今天是个好天气，这是孙权在几个月之前便命人选的好日子，
孙权耗时三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建初寺终于在淮水（秦淮河）畔建成了，孙权特地命人选了八月十五的好日子率群臣前来观礼，
建初寺院落中崭新的青石板地面上还有着一些积水，新植的菩提树上还不断往下滴落着水珠，池塘中的荷花在怒放，一切都很新，
寺院高台上的钟声被不断的撞响，“咚—咚—咚”的声音响彻整个建业城，不远处还有几座高大的佛塔，香烟袅袅不断升到天空，让人有一种置身于异域佛国之中的错觉，毕竟这可是江东地界的第一座佛寺，
主持康僧会着一身僧袍于主殿台基之上对一旁正拾级而上的孙权双手合十欣喜的道：“陛下，如今佛教在江东大兴，必能让太夫人的在天之灵得到告慰，亦能让吾国百姓能够沐浴在佛法之下安享太平，让吾国国运比以往更加昌盛啊！”
孙权也不看他，只是自顾自的说道：“希望上天能够眷顾朕吧。”其实孙权也不是如何的痴迷佛法，只是在三年前听了康僧会的一番佛理，觉得有些道理，
方才为康僧会在淮河（今秦淮河）畔修了一座偌大的佛寺、修几座佛塔供奉康僧会从万里之外天竺请来的舍利，但这些最终对孙权来说也不过是稳定统治的工具而已，更是为他焦虑不安的内心求一个安慰。
一旁的博士支谦双手合十道：“我佛必会护佑眷顾陛下的。”
汉朝的衰败不仅仅是政治上、经济上的，而且是思想的和文化的。
儒家正统文化的衰落与玄学的兴起，政治上的争权夺利与频繁的战争，民众的流离失所与士大夫的朝不保夕，
这一切都为佛教的传播和佛教在组织上、教义上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当然也不仅仅是外来的佛教，还有土生土长的道教，
北方魏国对一切宗教活动(包括佛教）持反对的态度，但事实上在民间乃至一部分士大夫仍然信奉佛教，寺院、建塔、译经等活动从未中止，洛阳城外便有不少的寺院，城内的白马寺也依然香火鼎盛。
“初汉灵帝时出《道行经》，译人口传或不领辄抄撮而过，故意义首尾，颇有格碍。”
而偏安江东的孙吴政权对于佛教比较支持，着名僧人支谦与康僧会等均在此地受到礼遇并都有所作为，集中表现在译经和佛教音乐方面。
支谦在孙吴期间共译经数十部，其中《大明度无极经》和《维摩诘经》最为重要。
《大明度无极经》是《道行般若》的改译本，支谦在改译过程中一是将“原译的晦涩诘诎处“改得通畅可读，二是将原来的“胡语音译“改为意译。
在中国佛教译经史的所谓“质朴“与“文丽“二派中，支谦属于后者，东晋支敏度赞扬他说：“才学深澈，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
然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尽管支谦的译经被后人(如鸠摩罗什、僧肇等）指责为“理滞于文“、失于忠信，
但支谦所开创的译风实际上代表了外来的佛教主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佛教通过调整自身来适应汉地老百姓、汉地士大夫、乃至汉地统治者的口味。
这是一种双向的文化亲和或说文化认同，由此佛教逐步中国化，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支谦所译《维摩诘经》并非随意的选择，此经与《般若》的空观思想相通，玩世不恭、蔑视世俗观念是其特色。
“它认为，佛教的根本目的，在于深入世间，解救众生，所以修道成佛不一定落发出家，只要证得佛教义理，居士也能出俗超凡；在享受“资财无量“的世俗生活乐趣中，就能达到涅盘解脱的境界。因为佛国与世间，无二无别，离开世间的佛国，是不存在的；“如来种“存在于“尘劳“(烦恼）之中，离开“尘劳“，也就无所谓“如来“。
《维摩诘经》高度的入世精神与灵活性使之在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阶层中，大受欢迎，其影响比《般若》还要深远，直到隋唐“其风犹酣“。
在时间上稍晚于支谦的康僧会祖居天竺，其父经商移居交趾，是有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