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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四十一章 江衍的远见(2 / 3)

誓,要在户部有所建树,不负父皇期望,随后转身离去,步伐中多了一份坚定与决绝。

有江立打头,又有江鸿飞的态度,一时间,不愿涉足战场的皇子们纷纷退出。

江鸿飞望着这一幕,心中没有失望,而是好言安慰了他们每一个人。

随后,江鸿飞对剩余的一百五十多个儿子说:“你们的选择,让朕深感骄傲,你们身上流淌的,是朕英勇无畏的血液!”

此言一出,坚持上战场的皇子,无不心生欢喜,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然而,江鸿飞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凝重:“但你们一定要记住,无论你们选择何种道路,都需有面对挑战与牺牲的勇气。若选择从军,更需有战死沙场的觉悟。战场上,无人能因你们的身份而免死,反而可能因之而成为敌人的目标。因此,若想活着归来,就必须隐藏身份,这是朕对你们的唯一要求。”

此言一出,气氛骤然紧张。

这时,江鸿飞一个名叫“江进”的儿子挺身而出,他跪倒在地,语气坚定:“父皇,儿臣愿为大元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亦在所不惜。只是,儿臣心中尚有一愿,愿在出征前,能与父皇共饮一杯,此生无憾。”

江鸿飞闻言,未加责备,反而命人取来御酒,与江进共饮。

共饮三杯后,江鸿飞对江进说:“待吾儿凯旋,朕必与你痛饮三日三夜!”

随后,江鸿飞逐一与自己的儿子们告别,每一声叮咛都饱含深情与期望。

皇子们深知此行凶险,纷纷向江鸿飞托付后事。

无论是对家人的挂念还是对未来的期许,江鸿飞都一一应承下来。

岳飞在旁目睹这一切,心中感慨万千:“有如此帝王与皇子,大元何愁不兴?”

待所有皇子离去,江鸿飞转身对岳飞道:“他们只是先行者,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皇子踏上这条道路。爱卿只是第一个带朕的儿子上战场之人,而非唯一一个带朕的儿子上战场之人。只要爱卿让他们得到充分的锻炼,哪怕教他们全都战死沙场,朕亦不会责怪爱卿,亦会保爱卿不会因为此事受任何人报复。”

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江鸿飞又这么说了,岳飞只能躬身领命:“官家放心,微臣必定竭尽全力教众皇子得到充分锻炼,同时教他们少些死伤。”

江鸿飞想说:“不用,你就让他们自己去战场上闯好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不用给他们任何优待。”

可话到嘴边,江鸿飞还是心软了,改为:“爱卿,朕就将他们尽数托付给你了。”

……

江鸿飞在这个时候将岳飞从锦州叫回来,远非仅仅赋予岳飞伐金统帅的重任,或是简单地将自己的一众儿子托付于他,还有,江鸿飞要与岳飞商量灭金的战略战策。

回溯历史长河,中原王朝与草原民族的纠葛,历来是华夏大地上无法回避的篇章。

自秦始皇筑起长城,划定了中原与草原的界限以来,历代王朝虽疆域辽阔,却鲜有能真正实现中原与草原二原一统的壮举。

汉唐之世,虽地图辽阔,然其对于草原的统治,更多依赖于武力震慑与羁縻之策,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明朝,这个江鸿飞尤为敬仰的朝代,其对于草原的治理,亦不过是在长城以北构建军镇防线,或是直接以武力镇压,却从未有过将草原纳入中原版图、实行一体化管理的宏愿。

明朝人的态度,尤其是朱棣之后,透露出一种不同于汉唐的保守与退缩。他们视草原为化外之地,不愿也无心征服。

这种心态的根源,可追溯至宋朝。

宋朝自赵匡胤起,便自我定位为特定族群,与周边民族如契丹、蒙古、女真等划界而治,形成了独特的族群认同与文化隔阂。

这种观念限制了宋朝的扩张野心,使其安于偏安一隅,未能如秦汉唐般以雄浑之姿统御四方。

士大夫阶层,作为宋朝乃至明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其思想倾向更是加深了这种保守态势。他们以儒家经典为纲,崇尚和平与稳定,对于对外扩张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

司马光等名士对汉武帝的贬斥,便是对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他们认为,穷兵黩武非治国之道,而应致力于内政修明,百姓安居乐业。

这种观念,在明朝得到延续,尤其是朱棣之后,明朝士人更加坚定了长城以南为北方边界的观念,重守而不轻攻。

然而,历史的车轮从不停歇。

草原民族的崛起,如同狂风骤雨般冲击着中原的安宁。

明朝虽试图通过东北地区的满人进行间接统治,但终因意识与能力的不足而失败。

满人最终统一了东北,征服了草原,建立了后金,并最终推翻了明朝的统治。

这一系列的变故,看似偶然,实则是中原与草原长期博弈的必然结果。

中原与草原的博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无法回避也无法逃避。

无论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双方之间的较量与竞争始终存在。

无秩序的草原可能带来边疆的动荡与不安,而有秩序的草原则可能孕育出更为强大的敌人,对中原构成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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