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人问题，朱由校是知道的，后世争论也不少。
熊廷弼也曾多次上书过，表示对辽人不信任，要求派客兵来辽作战，不能雇佣辽东本地人。
理由是辽人浸染胡俗，贼杀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遣为奸细，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虽臣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
这确实也是实情，明清战争的前期，辽军望风而逃、一触即溃，辽民甘为汉奸细作，辽人不肯报效朝廷，无心抗敌的现象确实很多。当然朱由校也明了其中缘由。
根据杨涟所言来看，固然辽人确实不行，但并不都是辽人“浸染胡俗”造成的，而是明朝长期以来在辽东的苛税恶政造成的，并非“辽人皆贼也”，而是“朝廷相逼辽人为贼也”。
也确实如此，“朝廷相逼辽人为贼也”的现象是李成梁晚年的贪得无厌与高淮乱辽造成的后果。
万历二十七年三月，万历派太监高淮“往辽东开矿征税”，高淮仅仅到辽一个月后，就迫不及待掠夺民财官吏，并且干预辽东政局。
比如万历三十四年（1606），贼酋长昂率领万人入侵山海关东，当地守军已经成功将其击退，可高淮得到消息后，非得逼着各城官军全面追击，致使辽东各城镇防卫空虚。
其后罢辽东总兵马林，羞辱韩立功，活活打死巡捕张汝立，仅仅是因为他“不避参随”，亦视辽东官吏为草芥。
其次就是疯狂搜刮。高淮的本行就是勒索，但辽东不同于别处，此地“种惟一黍，岁止一熟，而雨旸不若，处处皆荒”，加上地处边塞，所以经济十分落后。现在高淮又来刮地皮，敲骨吸髓，逼得辽人岂不为贼。
当时的辽东巡抚李化龙曾说，辽阳大户原本有47家，皆有数千资产，但“为淮搜索已尽”，全都破败。大户尚且顶不住，普通百姓可想而知。所以当时的辽东百姓唱到“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汲之”。
而作为辽镇总兵，素有威望的李成梁不仅不敢反对高淮，反而随波逐流，勾结高淮，狼狈为奸。甚至当时就有流言两人深相结，辽人逾不可支矣。谣云：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实成梁代剜之，代吸之矣。
在他们两人狼狈为奸、荒唐不堪的共同作用之下，辽东形势全面恶化，辽人言我等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再看几时不罢(矿税)，也都钻入夷地，自在过活去罢。
所以在努尔哈赤起兵前，辽人对朝廷已然不信任了，民心已经投向奴酋，有与老奴暗通款曲者，也有期待老奴攻取辽东解救辽人与水火者，更有为老奴出谋划策的辽人。
乃至萨尔浒之战时候，竞相给老奴送情报，“奴酋擅东方富殖，馅饵辽人，而辽人久为所用故辽中举动，奴酋全知之。”
后起兵攻明，多凭借辽人为奸细，破抚顺、辽沈、广宁，莫不如此。甚至出现破城后“民家多启扉张炬若有待，妇女亦盛饰迎门。”
历史上的辽沈之战，辽阳就是在降夷和投靠清军的辽人里因外和下被攻破的。“以角楼火起破的，系辽人为内应。闻辽城中私通李永芳者凡数十家相与约期举事。”
沈阳被攻破也是一样的，也是显示袁应泰战败，城中降夷与辽人内应鼓噪城破导致军心大乱。因此他也会派锦衣卫去辽东，纠察这些奸细。
杨涟在题本上接着说道：
“现今辽东等地流言，说建虏见辽人压迫如此，战前皆会散播谣言，说其有七大恨，辽人有四大恨，不入弃明而来，来者皆有房同住、有粮同食、有田同耕。此等谣言流传甚广，不可不察！”
杨涟的题本让朱由校看到了辽东的另一暗面，辽人心不归朝廷，情愿敢当奸细。都是朝廷做的太过，既然朝廷都不让他们活，那他们就找活法，这也难怪熊廷弼这么不信任他们的。
这也让他曾在后世某乎上看到个史料。
说的是1634年于宣府大同俘获一批后金汉军，其多为辽东边军出身。问及为毛给女真卖命？答曰投降后，每人分得老婆1个牛羊8只外加1头毛驴。这与辽东明军每个月都活不下去真的是鲜明的对比。
但他也知道这种努尔哈赤假意拉拢辽人的做法持续不了多久，再过几年辽东大旱，那个时候建虏的后勤压力必然增大，必然会把屠刀转向投靠的辽人。
历史上也是如此，当境内遭逢天灾，粮草不济时，努尔哈赤竟“杀尽辽东『无谷』汉人”，就是不从事农耕、为八旗奴仆的汉人皆被他杀尽。
所以这打仗打的不只是军事、还有经济，尤其是人心向背！
这让他更加坚定辽东屯田、开海运的决心，一定要干，还反腐、锄奸，只有与后金形成鲜明对比，让辽东人心归附朝廷。
还要重用一些辽人，他心里清楚辽东并不是人人都心向建虏，大部分还是对朝廷是忠心的。将门也有许多人才，比如曹文诏、曹变蛟、祖大寿等人，都是可战之将。
毕竟客军虽好，但是太贵了，千里调兵，要有月粮，行粮，盐菜银，还要有安家费，要建设营房，要工部发新武器，还可能有兵变之虞，说白了，用这些辽人守辽土，绝非为了平定辽东，就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