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临近中午，朱由校也没让他们三人回去，留下来一起用了午膳。
就算他向给内阁哭穷说缺钱，屯田修船、开海运的钱还是要给的。
朱由校只得忍痛答应把魏忠贤搜刮来的一百三十多万两的赃款提前预定给内阁，用做屯田和修船的用途。
看来要让魏忠贤加快进度，多反贪，多抄几个的家，不然根本不够花。
······
午膳完毕后，朱由校小憩了一会，醒后就摆驾去文华殿听日讲去了。
近来，日讲经筵连日不辍，这么勤学的态度，让朝臣对他赞誉有加。
今日的试讲官丁绍轼，还是讲《大明会典》，但在朱由校的特意嘱咐下，丁绍轼今天把朝廷现今的财政情况及制度、源流做了简单的讲解，让朱由校收获颇深。
明朝财政体系及其复杂，分散的，没有统一的财务统计，没有像宋代三司使那样统一的财政机构。
六部每个部门都有自己征税权，皇帝还有自己小金库内帑，有专供皇帝的赋税、内府二十四衙门等，地方也会把一部分税收自己截留。
这导致户部掌握的数据不一定准确，统一调度的时候各部门推诿，各部门不愿出钱，行政效率极慢。
同时征收还有本色（缴纳实物）、折色（把实物换成白银）、征收不仅有实物、白银还有钞跟铜钱等等，问题及其复杂，要说清楚几天几夜都讲不完。
所以这么复杂的财政体系，想要实现完全改革是困难重重，只能一步一步来。
朱由校很明确，目前要做的就是在现有的财政体系下做到开源与节流，说白了就是多收税，少花钱。
但多收税，怎么收，不能只靠自己的一封诏令就能实现的，也不是简单抄家就行的，这只是饮鸩止渴，必须细水长流才行，征收赋税，广开财源才行。
但设置什么税，怎么收，对谁收，每个都是问题。
其中牵扯利益太多，导致意见太多，哪怕一个所谓的党中的意见也不统一。
比如历史上浙党有些人希望征收田税，不要征收商税；阉党的某些人比如崔呈秀等人也建议废除榷税，反对商税；同为东林李邦华等人也坚持加征田税等。
但东林党内的某些人，比如叶向高、汪应蛟等反而建议加征商税。朝臣之间意见相左，做起事来自然会相互掣肘，不能长久坚持。
这还是只是征什么税的问题。
关于怎么征税，纷纷各执己见，比如许多人说东林反对加税，其实并不是，他们反对的是中央直接收税的制度。
例如神宗派太监征收矿税，他们极力反对，批判为神宗搜刮民脂民膏。主张税必须由地方先收税然后再上交朝廷。
因此对此进行朝议就很有必要，朱由校让朝臣们都提意见，共同商定，他也知道中间会各种推诿扯皮，而他就要做最终拍板人。
等决策一定便立刻推行，哪一派的建议就由哪一派推行，如果效果不行，他也不建议派宦官去办，先把事情干起来，钱收上来，然后再说其他。
待到国家财政困难稍微得到缓解，那他真正要做的便是统一财政，将朝廷收支都归于一个机构，比如户部或者类似于宋代三司使的机构，统一全国收支，统一运输财务，提高效率，减少损耗。
目前这也只是个想法，需要慢慢筹划构建。
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开源，找到更多的财源，度过当前难关。
财源在哪里，作为后世者，他心里也大概明了。
但自穿越来后，他发现古人特别是能经过科举考试之人，他们的智慧不下于现代人。
这让他不禁心中有疑问，难道这些读书人就没看到问题所在吗？为什么现在是民富朝廷却用度不足，朝廷钱这么少，钱都去哪里了？是收不上来税还是什么原因。
于是趁着日讲结束之余，朱由校便向丁绍轼问出了这个问题。
丁绍轼听闻也思考片刻，随后郑重地向朱由校一拜。
“陛下，此问题甚大，臣不敢妄答，但依臣观史书之间，宋之养军十倍于今，而不匮乏者，固茶酒盐矿海榷之利，而这些之利，朝廷虽有，但远逊与宋。
只因这些产业诸多王公贵族，士绅地主牵扯其中，绝大部分红利都归于地方士绅豪强，其中盘根错节，想要革新变法，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阻力甚多。
因此每次朝廷一提到开辟财源，便有人上书说不能行聚敛之术，不要与民争利，开海、盐铁、榷茶等均是如此。
诸臣熟读史书，自然知晓其中要害，让许多人不敢行更易之事。朝官们也怕会败毁名声，招来其他人怨恨。
哪怕许多官员不怕得罪人，却不能不顾及名声，导致不敢做，不能做。
如果要广开财源，此事说易也易，说难甚难。
全在陛下能否坚定为天下、为社稷之宏图决心，力破痼疾，毫不动摇，定要选用坚韧之辈，不惧流言尔。”
朱由校听完后也明白了，眉头舒展后又紧缩，深深地吐了口气，啪一声拍了下大腿站起来，对着丁绍轼一揖。
“多谢老师指点解惑，朕知道此事之难，但如今是被逼的不得已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