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二八抗战前，按照何炜的记忆，因为许多军校教官和中高级军官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而且当时总管部队训练工作的训练总监部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军校留学生。
所以国内军队使用的步兵操典几乎都是日本步兵操典的翻译版，而骑兵，炮兵，工兵，通信兵乃至于辎重兵所使用的的操典，也都是训练总监部翻译的日本操典。
随着德国顾问的进入，国内也开始翻译德国步兵操典，中央军部队逐渐向德国战术靠拢，由此还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闹剧。
在德国顾问进入中国后，首当其冲的任职单位就是中央军校，也就是搬迁后的黄埔军校，进入军校后，为了实行德国教育，第一步就是要改用德国的操典来进行教育，
当时的德国操典共分五部：第一部为步兵战斗原则；第二部自单人教练至连教练；第三部为重机关枪操典；第四部为迫击炮操典；第五部为步兵营团教练。
当时只将这五部德国操典中的第二、第五这两部翻译出来，简称“二五操典”。于1932年颁布，定名为《德译步兵操典草案》，在中央军校和教导总队施行。
然而，这一德国操典的推广并不顺利，很快就搞出了乱子，首先是操典在推广使用后，就遭到了主管训练的训练总监部以及陆军步兵学校的反对（陆军步兵学校简称步校，属于南京政府军校体系内的专科军校，主要业务是培训现职军官），理由也很简单，那就是德国味儿太重，不符合中国实际。
反对者们举出的一个理由就是按照操典内的编制，一个步兵连编制有十五個班，每个班都配备一挺轻机枪，那么一个步兵连配备的轻机枪就是十五挺，一个步兵连要十五挺，那一个营三个连就至少四十五挺，一个团三个营就是一百三十五挺起步，当时一挺进口的捷克zb26轻机枪就要一千大洋！
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未免太不现实，以当时的国力，要完成这样庞大的编制装备属实是力有未逮。
还有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原因，就是二五操典的翻译质量实在堪忧，闹出了不少笑话，真正德国原本之二五册操典，其内容与在中国的德国顾向所称之内容差别甚大，误错极多。
其最显明之点，乃顾问所称文本中有:军人行列正步时，双手均固定附着于两腿而不准播动，此种姿态为世界各国军人所未有者，令人哭笑不得。
与反对者相比，二五操典的支持者更为强势，中央军校就是德国操典的狂热支持者，而最高领袖常凯申，也愿意为二五操典背书，一时间争执不断，最后的结果还是反对者占了上风。
这套二五操典印发各部队研究，不作正式颁行，不作为部队的制式教材，但部队的战术也必须要革新，最终决定，另起炉灶，干脆自己编操典，因此经报主管部门核准在步兵学校内成立操典研究委员会，由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中央军校、步兵总监、德国顾问等组成，由陆军步兵学校筹备处长王俊中将为召集人，进行辩论研究，经过编纂，最终推出了中国第一部自己起草的步兵操典。
该步兵操典吸纳了最新式的散兵群战术，并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修改与调整，将轻机枪下到步兵班的同时，确定了新的步兵连队为九班制。
在步兵操典的纲领精神部分中，特别说明了中国建军目的是为了贯彻三民主义，还把何炜的那位校长，同时也是最高领袖微操大师常凯申所倡导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军纪及“三信心”（信仰长官、信任部下、自信为效忠党国的革命军人）等精神信条写入了操典之内。
至1933年，为了提高全国军官的战术水平，微操大师在庐山开设军官战术训练班，步兵学校遂将新操典呈于微操大师，微操大师见之大喜，立刻下令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中使用，于是这本经多年编纂前成之步兵操典，经1933年至1935年庐山军官训练团战术与实兵指挥教育实施，都认为成绩良好，适合于中国之需要。
因此，中国步兵操典第一部于1935年8月4日由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实施，历史上在八年抗战中全国军事学校教育部队训练，均以此部操典为依据，而何炜于1934年考入南京的中央军校后，所学的就是这本操典。
前世那部著名的抗战影片血战台儿庄中，有这样一段经典桥段：时任国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常凯申为整肃军纪，在河南开封召开一、五战区高将领军事会议，在会议上，
常公发问道：“今天，参加军事会议的，有谁带了这本小册子，《步兵操典》？
与会众人皆沉默不语。
唯有汤恩伯起身回答：“委员长，学生恩伯带了。”
常公则面带不满的对众人训话道：“晓得嘛，日本部队，不仅军官，就连士兵，他们都随身携带这本小册子，实时学习，处处规范行动……”
这一桥段中的步兵操典，也还是这本步兵操典，此事也的确真实存在。
历史上，常凯申曾经集合第一、第五2个战区团长以上官长开抗战检讨会，发现在场的众多官长中，带步兵操典的只有两位；带指挥纲要的，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