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部院犯的是盲动主义错误。
或者说，是左倾冒险主义。
这种认知完全脱立了现实，以明军现有力量根本做不到。
否则，王五早就挥师逐鹿中原了。
当初王五初上茅麓山时，关于明军突围后去哪有几种意见。
一是王五当时琢磨的学太平军沿江东下，夺取南都；
这个方案得到了郝摇旗支持。
二是前军都督余加日主张的出四川入云贵，学大西军经营云贵以为抗清根据地。
三是北上襄阳入中原，出奇兵制胜。
四是左都督郭升提出的去陕北。
五是部分将领提出的坚持在湖广与清军继续打下去。
五种意见，出四川入云贵以明军的力量是无法做到的，一是四川绿营强悍，二是云贵是吴三桂的地盘，就凭明军这点残羹剩汤跑云贵去发展，无疑羊入虎口。
继续坚持在湖广打下去当时也不现实，因为明军能战之兵不过万，清军却有二十万众。
如果不是后来王五阴差阳错通过鳌拜兄弟得到荆州，明军继续打下去还是死路一条。
北上襄阳入中原的思路跟洪部院现在的想法一样。
问题在于河南为四战之地，清廷经营二十年之久，且是大平原无险可守，明军也无骑兵可用，河南现在更是无灾无乱的太平年景，人心向清，在这种情况下效仿李自成无疑就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须知道当年李自成入河南时，河南可是有几百万灾民嗷嗷待哺的！
一个火星，立时便能烽火一片。
最终，虎帅他们采纳了郭升去陕北的意见，相对沿江东下去南都面对几省清军的拦截，经由汉中回陕北风险较小。
毕竟，陕西绿营刚刚被明军重创。
可惜，这个战略因为竹山之败胎死腹中，导致忠贞营本部仍就难以突出绝地。
现在洪部院再提用兵方向且主张北上中原打出一片新天地，颇有点“革命”浪漫主义色彩。
同王五前世某人提出先打中心大城市这一战略颇是有些相似。
结果就是险些让那支红旗军队就此消失。
一直以来于忠贞营而言，抗清都是极其悲观，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
之所以坚持到现在，就是忠贞二字。
或者说，是信仰支撑他们战斗到底。
现在，从茅麓山绝地脱出，又有荆襄数府之地可据，自然会生出乐观主义。
王五也希望军民对于继续抗清能够乐观，但这個乐观绝不能转变为不切实际的盲动。
于当前而言，巩固荆襄根据地才是当务之急，而不是孤注一掷的去搅乱什么腹心之地。
眼见虎帅和袁帅对北上河南有些心动，王五再也坐不住，立即起身重申去河南无疑送死。
“当年闯王能在河南拉起几十万人的大军，并屡屡击败官军，除了大量灾民可用于牺牲外，也在官军并无多少骑兵”
王五比较注意说辞，用“官军”指代明军，用“牺牲”指代死去的炮灰。
也就是灾民。
事实上在建立襄京政权前，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于地方破坏非常严重，除了嫡系老营外，新附的灾民基本上都是被用作炮灰。
真正是视人命为草芥。
这一点，勿须为尊者讳。
也是农民军生存下去的必须手段。
王五的意思很清楚，当年明军没多少骑兵，可现在清军有！
哪怕战斗力再差，清廷也能随时动员几万骑兵出来。
除了满蒙八旗外，清廷还有忠实的漠南诸部可用。
而明军加上最近缴获的战马，也不过堪堪保证三千人能够易步为骑。
战马是代步工具，而不是战斗工具。
这一点就注定明军不可能同清军的骑兵集团在河南大平原交手。
无论南阳还是洛阳，又或开封、郑州，哪座不是坚城。
真过去，坚城打不下，野外呆不住，又没有群众基础，清军只要派出一支骑兵切断明军的粮道，等待明军的就是全军覆没。
“王五兄弟这话说的不假，先帝闯王在中原时那官军的骑兵只祖大乐、祖宽、曹文诏叔侄三部”
袁宗第说了公道话，其指当年明朝调集镇压农民军的骑兵加起来也不过万余人，其中又以辽东调来的祖大乐和祖宽、延绥镇过来的曹文诏叔侄最是能打。
但仅论骑兵数量，无疑还是入关的关宁骑兵多一些，前后怕是有五六千人。
明督师卢象升在给崇祯的奏疏中便称：“援剿之兵，惟祖大乐、祖宽所统辽丁为最劲，杀贼亦最多。”
四位明朝的骑兵悍将，曹文诏三千人被李自成十万人伏击而死；
曹变蛟于松山大战突袭皇太极不果，因失血过多一直在养伤，直至松山城破被俘遇害；
祖宽则因清军攻陷济南被以“失陷亲藩罪”处死。
祖大乐却与降清的孙得功私交甚密，松锦之战后与祖大寿一同降清，祖大寿被软禁，祖大乐则随清军入关镇压农民起义和抗清武装。
几年前在湖南被西营斩杀。
即便明朝拼凑了近万骑兵用于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