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担心北平守将会像殷汝耕那样投向日本怀抱。
他们去电表示中央已决意抵抗，要求其速返保定执掌指挥权，并统一指挥中央来援、即将抵达石家庄的各部队，要求“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
然而守将却亲赴天津日军司令部，并向香月表示“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悉遵从军司令官的一切指导”。
他在天津逗留了一星期，总司令及何部长17日先后急电：“勿为政治谈判所误，应作军事准备”。
何部长并给其打电话告知驻日大使来电已知悉其发布全国动员令，但该守将让部下接听，自己下午跑去日军司令部会晤新到任的香月司令官去了。
19日该守将才返回北平，并在次日宣布事态已得到平息，根据与日军指挥官达成的一致，拆除所有工事为和平创造条件。
此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和第20师团已分别完成在高丽营、怀柔、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地的集结。
中国军队开始按协议撤出防地，但受到中央代表的批评，在京郊逡巡犹豫。
在关东军旅团和朝鲜驻军20师团抵达后，日军突然一改原本犹豫、收敛的风格，开始不断抢占要地。
当对日作战计划泄密、日本连夜撤侨，中、日关系已经如一张纸那样薄，虽然那纸上还写着《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即秦松协定，7月11日签署，中方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日方特务机关长松井）。
26日香月下达最后通牒，27日北平战火再起，廊坊被占领，平津两地被拦腰切断。
守将谋求和平的希望终于落空，白白落入人家缓兵之计圈套，才想起要去保定坐镇指挥，一切晚矣。29日北平陷落，30日天津陷落。
“这个北平怎么搞的，一会儿打、一会儿谈，怎么黏糊糊地？这哪里是打仗？别说三而竭，这都四通、五通鼓了，能打胜才怪！”仲礼的评价不幸成真。
别说仲礼了，季同自己早恨得牙痒痒。他身在参军室，自然对这里面的事情都很清楚。
虽然他不知道有些日本国内的情报是通过什么渠道如此迅捷传递到总司令手上的，可以肯定那边有隐秘的情报人员，甚至可能是为中国工作的日本人。
汪海头上扣顶黑呢绒的礼帽，嘴上叼根香烟。这支烟却没点着，不过是让他提神警醒而已。“这老小子，怎地还不熄灯？”他嘀咕了句。
根据调查，就在季同将作战计划提交给侍从室的当晚，曾有一辆小车离开庐山行营，那车子乃是行营车队的牌子，所以警卫部队并没阻拦。
司机说那晚黄秘书的司机来找他借车，说是要下山看牙实在疼得睡不着觉。因两人是同乡，且黄秘书以前也借过车，便借给他用了并未多想。
季同感到这个司机嫌疑很大，他连夜开车出去，到第二天上午才回来，这段时间去了哪里？到处都找不到有这方面的记录和备案。戴雨农听了面色阴郁。
事情已经过去数日，但线索实在不多。本来季同打算调查黄秘书从接到这文件到下楼吃晚餐是否颇花费了些时间，但发现并非如此。
这之间前后仅有十来分钟的空档，不能说明他做了什么，也没证明他将情报如何传递出去的。
说到传递，季同忽然想到这山上警备森严，消息是如何送出去的？查过之后，当日所有的电话、电报记录里也没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最后怀疑到会不会是直接派人下山？这才开始追查出入记录。不料这一查发现居然有辆车没有被登记在案。
下山要经历数个关口、检查站。当天下山一共二十七部车，有要员乘坐的小车，也有轮换兵士、物资输运的卡车。
细心的季同发现有辆小车在第二检查站有记录，但是其它检查站却没有。这个情况引起他的注意。
他于是先将第二检查站的当值士官找来，问他那天晚上的情况、被截停的车辆有无不配合、反常的举动。
那位士官不知道出了何事，但一位参军室的军官来找自己谈话无疑事关重大。
因为这个机构在他看来就像太上老君的炼丹台一般高高在上，所以季同问什么他都老实回答不敢隐瞒。
据他回忆那天晚上其它车辆都没什么特别，只有这辆车的司机嘀咕说：“别人都是挥挥手就放行了，怎么就你这么麻烦？”
士官尴尬地告诉季同他被调来才四个月，并不认得这位司机，后来才知道是黄秘书的专车司机，说到这里他以为是人家来告状了，央求季同代自己向那司机道歉。
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原来各检查站都已与这位司机熟识，所以挥挥手就过去了。
只有这刚调来的认真小士官留下该车经过的记录，而且还以为是得罪了人被吓得不轻。
季同叹口气告诉他做得不错，其它检查站都没你这么尽职，这次考核你通过了，但不要对任何人提起，避免他人嫉妒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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