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大部分还不全走，只一部分走大运河，再通过天然内河通渠，去往北方各省府县。更多船运，包括辽东、朝鲜诸地官船商人，都已经开始尝试走起了海运航路。
海运航路也更加快捷省钱，唯一不好就是遇到风暴天气，可能会有翻船的风险，但这个概率其实非常低，真遇上那你这运气也只能说真的太“好”了。
地方水患赈灾的奏章送到南京，只是报备请示，实际上地方官衙已经在做，真等到朝廷来下旨，怕是百姓早就饿死不知多少人了。
朱怡炅手上动作批的很快，字也写的极好，都是清一色的“阅”、“可”、“朕知道了”。
期间，还有户部呈递上来，河道总督孙嘉淦找朝廷要银子的奏章。
看着对方一张口，便是百万两的治河银子，朱怡炅不由脑壳发疼：“这个孙嘉淦，找朕要银子倒是要的勤快。”
说归这么说，但该给还是要给，就连内阁的票拟都是尽快批复，防止延误河工。
而且，这孙嘉淦要银子要的也很是时候，每次都是算好了朝廷征解税银的时间，不至于在国库没钱的时候上奏跑来要银子。
可以说，让户部连哭穷的机会都没有，总不能各省税银刚押解入京，户部就没钱了吧？
朱怡炅提笔批复：“户部从速拨下河务工银，不得有误。”
大明新朝对黄河进行人工改道，从现有的工程河道走向，就已经与几百年后的黄河有所不同。
几百年后的黄河从兰阳（兰考）县突然大改道，向北一路冲流山东入海，主要便是在于铜瓦厢的决堤导致。
铜瓦厢决堤，既是天灾，也是人祸。
满清窃据中国以后，便沿袭前明政策，为保漕运，一直加筑河堤，致使黄河北岸河床不断抬高，到了道光初年，黄河的背河面堤高，就已经达到了三、四丈之多，个别地方达到五丈以上。
而且，从乾隆中期开始，黄河河道财政就已经日趋腐烂。上下官吏串通舞弊，河工开支极大。在官方的奏报中虽然难以看出真实情况，但在野史中却有这样的感叹：“嗟呼！国家岁靡巨帑以治河，然当时频年河决，皆官吏授意河工掘成决口，以图报销保举耳……南河岁修经费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上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以供官员之挥霍……竭生民主膏血，以供贪官污吏之骄奢淫僭，天下安得不贫苦。”
说人话就是，黄河年年决口，有时候是天灾，更多却是人为，就算不决口，官员也会主动扒开黄河，然后找朝廷要银子修堤，而且要到银子后，往往能用在河工上的十不存一，大部分都被官员贪墨。
直至咸丰年间，满清三次在丰北厅三堡堵口，都没能成功，又逢太平天国，索性也就彻底摆烂。
而且堵口期间，还直接证实了河务糜烂，诸如河道料垛被人为焚烧，抢险经费挪作它用，甚至还有河道要地，明明朝廷拨银三千两，结果到地方只剩不到十两。
大明新朝面临的情况稍好些，但也好不了多少，从鞑子雍正还在的时候，铜瓦厢就已决口过一次，到孙嘉淦接手只能先筑堤，再想办法从其它河路引流改道。
但不论从哪里引流改道，都必定会有一段漕运河道废掉。不仅是漕运被黄河截断，而且每逢汛期洪水爆发，黄河泥沙就会沉积在大运河，积年累月，大运河很快就会完全报废。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也是历朝就算坐视江南水患，也不愿意动黄河的原因。
漕运报废，那北京怎么办？
对了，《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里面的梁山泊就是现在的安山湖，因为宋末黄河大改道，夺淮入海，以致水源枯竭，整体面积不断变小。
不过伴随大明新朝的人工改道，使黄河重新走山东入海，安山湖必然再次壮大，直到形成几百年后的东平湖规模。
孙嘉淦找朝廷要银子，一方面是要提前修筑堤坝，防止安山湖再度泛滥，另一方面则是要迁移新河道的沿路州县。
因为黄河就算人工改道，沿路河道也容易变成黄泛区。
尤其今天黄河北岸的东阿县城，这里原本叫铜城驿，真正的东阿县城在黄河南岸，咸丰五年决口被淹，死难无数。
连续批阅了半个时辰，朱怡炅突然看到一封吕宋总督府的奏章，说的却是在吕宋岛西侧的山区发现了一处金矿，总督府不敢妄动，请求朝廷这边定夺。
碧瑶金矿被发现了！
朱怡炅对此颇为意外，他知道菲律宾群岛有金矿，但不知道具体矿区在哪里，还有储量和矿种。
不成想，居然这么快就被吕宋总督府发现了，而且根据奏章中的初步勘探汇报，这处大金矿是真的大金矿，不仅储量丰富，而且气候温和宜居，完全可以满足移民采金。
就连金矿的发现，也是靠着当地土著的引导。
内阁给出的意见，是先小规模勘探采金，不要大肆开采。等过两年这里人口多了，而且朝廷刊发金圆，再看能否扩大采金产量。
朱怡炅反复思忖片刻，提笔写下批示：“着令工部即刻选派官员工匠，前往吕宋金矿进行实地勘察。”
让工部选派工匠前往勘探金矿，自然不是朱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