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是插手地方事务，越权；处罚慕容延钊的部下，则是越级、越权，他们该打、该罚，但不该由李处耘来完成；在战场指挥方面，抢尽慕容延钊的风头，更是抢尽他的权力……
李处耘把慕容延钊彻底架空。
慕容延钊还有最后一个权力是李处耘无法剥夺的，那就是打小报告的权力。慕容延钊一纸诉状，递交到朝廷，状告李处耘专制、擅权；李处耘亦弹劾慕容延钊治军不严、纵容部下骚扰百姓、无视朝廷怀柔政策……
这是大宋开国以来首个高级官员互掐互怼的撕逼大案，全国轰动，而更令全国震惊的是赵匡胤对这个案子的审理和判决：
“我们抛开事实不谈。慕容延钊是朕的结义大哥，年老资深，无论他所犯何事，一概不问不究，且收两湖有功，加检校太尉；酌贬李处耘为淄州刺史，儿子李继隆开除军籍。钦此。”
病榻上的慕容延钊露出欣慰的笑容，随后病情日渐加重，于本年（963）年底病逝，享年51岁。在他病重期间，赵匡胤御封药物赐给他，当他病逝的噩耗传来，赵匡胤失声痛哭，追赠中书令，追封河南郡王，提拔了他的四个儿子入朝为官。
同时，史籍记载说李处耘被贬官外放后，“惧，不敢自明”，不敢上诉争辩，在3年后（966）死于缁州任上。
李处耘死后，赵匡胤追念其过往功勋，不胜哀悼，几年后，牵线搭桥，让弟弟赵光义迎娶了李处耘的次女，即后来的明德皇后。受牵连的儿子李继隆也恢复了军职，这位李继隆随后参与了灭南唐、北汉的战争，在对辽、西夏的战争中更是屡立奇功，死后追赠中书令，谥号“忠武”，获得配飨宋真宗庙庭之殊荣，宋理宗时成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有人说在李处耘与与慕容延钊的争斗中，表面上是慕容延钊赢了，实际李处耘才是笑到最后的赢家。
其实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伪命题。李处耘只是赵匡胤的一枚棋子，真正与慕容延钊过招的是赵匡胤。
大宋建立前，慕容延钊是殿前副都点检，是赵匡胤的副手，而李处耘只是一个“都押衙”，中级军官；
开国后，慕容延钊顶替赵匡胤，成为殿前都点检，并加宰相衔（同中书门下二品，因其父名慕容章，故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同中书门下二品”），成为大宋中央禁军的最高统帅，位高权重；李处耘则从一个不起眼的中级军官一跃成为客省使兼枢密承旨，很快又成为宣徽使兼枢密副使，成为赵匡胤的心腹近臣。
前文有云，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中，赵匡胤先拆解侍卫司，将一分为二，析出“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司”，与殿前司合称为“三衙”，分散了禁军的权力，将左右互搏变为三足鼎立。
在此基础之上，赵匡胤又重新加强了枢密院的权力，进一步瓦解削弱禁军势力，使得“陈桥兵变”永远无法重演。
再看李处耘的官职，枢密承旨、枢密副使，恰恰是用来瓦解稀释中央禁军殿前司的慕容延钊的急先锋。从那时起，李处耘就已经得罪了慕容延钊及其亲属党羽，甚至说是得罪了整个禁军系统。
慕容延钊的确德高望重、资历深厚，即便卸任殿前都点检，也是树大根深，在大宋官僚系统和军队中盘根错节，实为赵匡胤所忌惮。而他偏偏在出征前患病，这就给了赵匡胤一个绝佳的机会。
赵匡胤给李处耘“亲授方略”，授的不仅仅是作战计划，也旁敲侧击地暗示他要“帮衬”一下总司令慕容延钊。
“慕容延钊同志身体欠安，恐怕无法履行总司令职责，但是临阵易帅乃兵家大忌，而收复两湖又是千秋伟业……所以，你要多帮帮他，帮他，懂吗？”
懂，越俎代庖呗。
于是，就有了之后一系列故事。
也就是说，关于李处耘的指控，如“临事专制”等，其实都是奉旨办事，奉的密旨，不能明说，所以当他被贬后，才“不自明”，默默接受，不能上诉，这是君臣之间的默契，或者事先密约。
李处耘死后，女儿嫁给赵光义，儿子李继隆恢复军职。李继隆刚回到工作岗位时，还遭受到慕容延钊党羽的排挤倾轧，因为这帮人的利益与禁军直接挂钩，而李处耘曾代表枢密院处处与之针锋相对、争权夺利，不过朝廷始终维护着李继隆，给了他广阔的平台，使之终成一代名将。
“李处耘VS慕容延钊”如同“杯酒释兵权”一样，是赵匡胤加强中央集权大棋局中的一个小棋局，一个缩影。赵匡胤借刀杀人，利用李处耘打击树大根深的“慕容延钊集团”，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
赵匡胤下诏大赦两湖，恢复经济，改善民生，加强统治。随后便发布了一道人事任命：以华州团练使张晖为凤州团练使、兼西面行营巡检壕寨使。大宋要对川蜀用兵了。
张晖在华州任上颇有政声，赵匡胤在平定潞州李筠后，也动过一鼓作气消灭北汉的打算，于是询问张晖的意见。张晖认为泽潞州地区尚未走出战争疮痍，人力和物力均无法支撑一场灭国之战，建议等恢复元气之后再做打算。他的观点跟赵普等智囊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因此颇得赵匡胤欣赏。
张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