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八三二年的春天，尽管三个月以来的霍乱已使人们精神活动停止，并在他们激动心情上蒙上层说不上是什么的阴沉的死气，但巴黎仍处于长期以来就有的那种触即发的情绪中。
这个大城市就像一尊大炮，火药已经装上，只待粒火星落下便会爆炸。在一八三二年六月，那粒火星，如期落下，拉马克将军死了。
拉马克将军是个有声望也有作为的人。他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先后表现了那两个时期所需要的勇敢：战场上的勇敢和讲坛上的勇敢。他那雄辩的口才不亚于当年的骁勇，们感到他的语言中有把利剑。正如他那老辈的富瓦样，他在高举令旗以后，又高举着自由的旗帜。
他的死，原是预料中的，人民把他的死当作种损失而怕他死，政府把他的死当作种危机而怕他死。这种死，是种哀伤。像任何苦痛样，哀伤可以转化为反抗。
六月五日是拉马克将军安葬的期，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塞纳河的波光，殡仪行列要路过的圣安东尼郊区便像是沸水一般翻腾了起来。
这個街道纵横交错的杂乱地区，处处人声鼎沸。们尽可能地把武装起来。有些木工带上他们作台上的铁夹去撬门。
其中一个人用把纳鞋底的铁钩去掉钩子，磨成一把匕首。
旁边的木工见了，便要起身离开，他的同伴问他：“你要去哪里？”
“我还没有武器。”
“你打算去哪里搞？”
“工地上，我得去把我的两脚规拿来。”
一个送货工买了十个苏的酒，看见任何工人都要攀谈两句：“你有家伙吗？”
“没有。”
“到费斯比埃家里去，他住在蒙特勒伊门和夏罗纳门之间，你们在那里能搞到家伙，那里有枪支和弹药。”
在宝座门附近的巴泰勒米的店里和卡佩尔的小帽酒馆里，到处都能看见一脸严肃喝着酒的人，他们聚成一团秘密的交谈。
“你带枪了吗？”
“在我的袖子里。你呢？”
“在我的衬衣内兜。”
喝完了酒，工人们便开始在贝尔西街的街角等待一个名叫勒马兰的人，他是共和派在圣马尔索郊区的联络员。所有的口令，都是公开传达，没有半点想要隐瞒的意思，所有人都知道，巴黎又要革命了。
这天的早晨，天空时而转晴，时而下雨，拉马克将军的灵柩在陆军仪仗队的簇拥下穿过巴黎。正如工人们一样，政府脑子里的弦也是一直紧绷着的。
护送灵柩的陆军仪仗队显然不是正常规模，两个营，行军鼓上蒙着黑纱，士兵们倒背着枪。紧随其后的是腰上挂着刀的万国民自卫军，他们的炮队伴随着棺材。柩车由队青年牵引着，巴黎伤残老军人院的军官们紧跟在柩车后面，手里握着象征和平与安宁的桂树枝。
而在沿途的道路上，车队的后面，是无穷无尽的人群，人头像是蚂蚁一样攒动。
人民之友社的成员，法学院、医学院、文学院的学生，各国的流亡者，正在罢工的木工、石匠、印刷工人。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波兰的旗帜，横条三色旗，各种各样的旗帜。
他们大声叫喊着，有的挥舞着棍棒，有的挥舞着指挥刀，还有的毫不掩饰的拍打着腰间的两把手枪，他们有时混乱，有时成行，没有秩序，但却万众一心。
临街的房屋阳台、窗口、屋顶，街道边，树枝上，男人、女人、小孩，眼里充满了不安的情绪惊慌的看着这一群带着武器的人走过去。
在路易十五广场，政府的四个卡宾枪骑兵连已经处于待命状态，他们全员上马，长枪短炮，子弹全部上膛，挂在马鞍上的子弹袋也被塞得满满当当。
在拉丁区和植物园，维多克率领下的大巴黎警察厅保安警察队一条街接着一条街的分段站岗。
巴黎酒市部署了一个中队的龙骑兵，第十二轻骑兵联队的半在格雷沃广场警戒，另半则被派到了巴士底布防。
第六龙骑兵联队进驻则肋斯定，卢浮宫的大院里挤满了炮兵部队，其余的军队则在军营待命。
而这甚至还没把巴黎郊外的联队计算在内。
只要情况不对，提心吊胆的政府随时准备把市区的两万四千名士兵和郊区的三万名士兵，压在横眉怒目的群众头上。
当政府调兵遣将的时候，送葬的队伍里也在流传着种种小道消息。
有的在私下谈论着正统派的阴谋，波拿巴派则在议论奥地利的雷希施塔特公爵——拿破仑的儿子罗马王，他们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站出来带领法兰西人民重现帝国的荣光。
有人小声告诉大家，今天晚些时候，将会有两个被争取到的工头从内打开武器工厂的大门向人民开放。这个消息瞬间把大伙点燃了，他们急切的想要做些暴烈又高尚的行动。
当然，其中偶尔也掺杂着几张言语粗鄙、确像歹徒的嘴脸，他们说：“让我们去抢！”
柩车绕过旺多姆纪念碑时，有发现极端保王派的代表费茨·詹姆斯公爵站在个阳台上戴着帽，便向他扔了不少石头。
有根旗杆上的高卢雄鸡被人拔了下来，在污泥里被拖着走。在圣马尔丹门，有个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