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在其中，又有什么其他目的吗？
高务实飞快地思索起来，尤其是这“隆万中兴”之前的七个中兴例子。
少康中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出现以“中兴”二字命名的时代。少康的父亲姒相被敌对的寒浞派人杀死。少康是遗腹子，凭借个人魅力，得到有仍氏、有虞氏的帮助，广施德政而得到夏后氏遗民的拥护。经过周密的策划，少康通过用间、行刺等手段以弱胜强，最终战胜寒浞父子，中兴夏朝。
盘庚把都城迁至殷以后，商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很大的进步，终于在武丁时期达到顶峰。武丁中兴，国力强盛，于是不断征战四方，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朝的势力在西、北、东、南急速扩张，达到商代的最高峰，史称“武丁中兴”。
周宣王即位后，消除厉王暴虐政治的影响，缓和国内外不安定书面，任用召穆公、周定公、尹吉甫等大臣，整顿朝政，使王道已衰落的周朝王室得到一时的复兴，大大提高了王室的威信，遂使周势复振，诸侯又重新来朝，史称“宣王中兴”，不过，宣王中兴为时并不长，到了宣王晚年，国势又走下坡路了。
昭宣二帝在位期间，励精图治，继续实行汉武帝以来的政策，着力整顿吏治，任用贤能，贤相循吏辈出，并重视吏治。昭宣二帝废除一些苛法，屡次减免田租、口赋等税收，减轻农民的力役负担，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推行一系列经济的措施，如招抚流亡、安定民生等，使社会生产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继续以往的政策。
刘秀以诛杀王莽而得天下，以“柔道”治天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缓和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危机。光武帝在位三十三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经济，使东汉初年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长的局面。因刘秀谥号为光武，所以称此时期为光武中兴。
唐宪宗在位时因治国有方，国家政治一度回到正轨的时代，视为中兴之局。由于唐宪宗在位是用元和为其在位期间之年号，因而得名。唐宪宗当政时，为了纠正朝廷权力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他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的盛况。
至于本朝的弘治中兴，则是在孝宗朱佑樘治理下出现的短暂而辉煌的“治世”。孝宗可谓明代中期的一位仁君，由于他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使得弘治一朝出现了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成化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
但是，高务实纵览以上七次中兴，一时之间却并未发现它们有什么完全一致的地方，而在他看来，沉一贯抛出这七次中兴，无论如何也应该有个共同点才对，否则如何完成“立论”这一步呢？
分开来看，少康中兴是夺回祖上基业，完成方式是以德行感召旧部遗民、争取援助，最后通过计谋杀死敌方首脑而得偿所愿；
武丁中兴是依靠前代积累而征讨四方，开疆拓土，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域，而归根结底，最大的特点是武功鼎盛；
宣王中兴比较特殊。宣王本人吸取父亲厉王的教训，选贤任能，恢复周王室威望，然后伐西夷、征淮夷、讨南国……不过，宣王虽然早期战功显赫，打败了不少戎狄，扩展了领地，也提高了周王室的威望，但晚期却因为国力消耗而越打越疲。
比如，在征讨申戎、太原戎、条戎和奔戎的战争中，就只有对申戎一战才取得了胜利。而在征伐姜戎时，双方在千亩展开大战，宣王竟然需要调用“南国之师”参战。结果也颇为不妙，因南国之师尽丧而大败。
周王室原本有西六师和成周八师等重兵，可在这次战争中却动用了南国之师，而且最终还是大败，这正反应了国力大伤的后果。
昭宣中兴则要提一个背景板，那就是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时期的攻打匈奴以及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不断。
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下了轮台罪己诏，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表示与民更始，发展生产，与民休息。汉武帝死后，昭帝、宣帝相继当政，西汉历史进入昭宣时期。
昭宣二帝在位期间所取得的中兴，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霍光的中兴……
想到这里，高务实忽然一惊。
霍光？
艹，霍光？
高务实勐然惊出一身冷汗。好你个沉一贯，原来前面全是打埋伏，只有这一个昭宣中兴才是你想表达的真实意义！
你是说老子要当霍光，还是说老子必然成为霍光？
作为后来人，高务实认为自己对于霍光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而且实际上以肯定居多，但是现在……那可不是如此！
“芒刺在背”这一个成语就足以让任何一位皇帝都不愿意肯定霍光的成绩，只会想到霍光的可怕。
而今上是谁？万历天子朱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