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列宁说了，一旦地主为出卖而生产粮食，就是旧制度崩溃的先声。”
刘馨心头一动，道：“哦！所以你是想……”
“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后面的几点。”高务实不理刘馨的恍然大悟，继续道：“其二，在这种经济下，农民必须被束缚在土地上，否则就不能保证地主获得劳动力。那么你在想想，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是不是和这一点恰好相反？
也就是说，地主必须要求农民依附于土地，而资本主义必须要求农民离开土地，对不对？”
“当然对啊。”刘馨点头道：“所以京华招工很少招到有少量自耕地的农民，甚至那种在地主家待遇不错的长工，京华也很少能招到。京华招到的大多都是因为各种原因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或者就是因为受灾之类原因而成为流民的人。”
高务实点头道：“好，那么我们就能推导出其三，也就是说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是这种经济制度得以产生和维系的必要条件。
换句话说，如果地主没有支配农民人身的权力，他就很难强迫农民来为他做工——但是注意，在这一点上，大明和农奴制的沙俄是有区别的，大明的农民除非签了卖身契，否则地主并无直接支配他们的权力。”
刘馨思索着点了点头，问道：“然后呢？会导致什么不同？”
“不同就是，在沙俄，要想从徭役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首先破除农奴制。而在大明，我们基本可以省略这一步，几乎只需要做到一件事就能让农民脱离土地、脱离对地主的人身依附——那就是让农民意识到，‘打工’确实比种地更容易挣到钱。”
“那倒是，毕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如果形成比较稳定的收入差，再笨的人都知道怎么选了。”
高务实笑了笑，道：“没那么简单，这里头有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你没注意到。大明虽然没有农奴制，但并不是随便一个农民都能自由选择去‘打工’的。”
刘馨愣了一愣，迟疑道：“有什么限制？”
“我看你都快脱离群众了，进城打工肯定比在乡下种地或者当长工赚得更多，你以为农民就真的不知道吗？至少其中一部分肯定是听说过的，那为什么以京华为首的这些工厂、矿山之类，还是很少招到来务工的农民？”
高务实哼哼一声，道：“打个比方，我哪怕不当官了，也没有什么爵位，那我也能全国各地满到处乱跑，为什么？因为我是读书人，我就算不当官了，也是士人群体的一员，我有这样的权力。
但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可以这样做吗？显然他并不可以，因为他哪怕只是离开本县去办点事，都需要有县衙给他签发路引。如果没有路引，他就哪都不能去，否则便是违法。
好，那么我回头来问：要想推动大明现在的所谓‘资产阶级萌芽’，当然首先得发展工商业，让这些从事工商业的人群日益扩大，进而形成第一批的所谓资产阶级。
可是，如果乡下的农民根本不能离开乡下，那我所构思的通过收入差来吸引农民转行成为工人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哦，原来如此！你拐了这么大一个弯，就是想说必须废除路引制，从而给农民进城务工创造先决条件，是吧？”
“那是自然。”高务实叹了口气，道：“所以我才说，一旦要改革，很多问题都是错综复杂的，你动了这一条就会引出那一条，甚至引出很多条……大明本来是个农业国，那它的各项制度本质上肯定都是为了维持这种农业国的生产制度而设计的。
我既然要推着它走向资本主义，那必然就要把这‘各项制度’都往资本主义需要的方向去改，然后才可能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符’的理想状态。否则，哪怕我用权力、暴力去强压，最终也只能搞出一个畸形怪物来。”
刘馨郝然道：“你说得没错，在这一点上我承认我的确有点‘脱离群众’了，因为我确实从来没有受到过路引的限制。以往我出行，只要家丁报上家父的名号，自然是通行无阻的。
后来到了……到了高家，那就更不用说了，沿途无论抵达何府何县，当地官员若非因为我是女子，只怕恨不得亲自跑来迎接，还要拉上当地名流，铺陈设宴好好款待一番才觉心安。
即便是现在，我路过某地之时，当地官员虽然不好亲自来见，却也一定会派人前后打点，送上一些新鲜果蔬之类，再派人为我这一行人安排食宿或者开路引路。
唉，这大明确实是分三六九等的，而我居然也差不多都养成习惯了……我想，你对于这种情况的感受应该更加强烈吧？”
高务实笑了笑，没有接茬，只是道：“总之所谓路引，就是封建社会为了限制人口流动，将人口束缚于土地上的一种措施，大明虽然没有广泛的农奴制，但路引制度无疑起到了相似的作用。
要知道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里最重要的税就是人头税和土地税，如果人跑了，地荒了，那要上哪儿收税去？因此，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