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都不上税！
同时，大明财政还得给这些宗室大量发放俸禄。以嘉靖中叶为例，全国每年所供京师米计400万石，而各处供藩府子孙的禄米却是853万石，超过两倍；山西一省存留米麦不过152万石，而宗室禄米却需312万石；河南一省存留米麦84.3万石，而宗室禄米却需192万石。
大明的财政，很大程度上是被这几十万全靠国家奉养的宗室给拖垮的。以宗室、勋贵集团为代表的“封建贵族”此时虽然衰弱了，但他们免税的特权却没有失去，同时还反过来吞噬了大明的财政。
最坑的是，由于靖难之役的影响，大明皇族虽然掌握了全国最多的土地和财富，吃掉了大半的明朝财政收入，但除了皇帝本人的内帑，其他皇族的财富却不能用于资助财政和军费，皇室子弟也不能参军打仗。
但与此同时，大量的低级宗室因为朝廷财政窘迫，宗禄经常长期性拖欠，又有祖制不允许他们做其他事，导致生活困顿。他们之中不少人甚至不得已故意违反规定，以此来捞一个去凤阳“宗室专用IVP监狱”吃牢饭的机会，这简直是正反两面都拉满了嘲讽。
因此高务实推出了开藩禁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措施前文有述，这里就不复述了，总之最后甩掉了一个大包袱不说，还“解放”了大批低级宗室，让他们能在朝廷的部分支持下开始新的生活。
虽然在最初的几年里，朝廷花掉的银子比节省的还多(注：参照前文，相当于有个“宗室买断”制度，所以一开始很花钱。)，但是数年之后朝廷就轻松多了，每年直接支出少了约一百五十万两。
可能有人会问，怎么才少了一百五十万两，这和之前宗室花费对不上数啊？
有两个原因：其一，本来在万历朝时，理论上要花给宗室的银子每年高达1256万两左右，但事实上这笔钱根本花不起，因此援引旧例，自然会大幅削减，只发很少的一部分，最少时能达到只发十分之一的程度。
其二，开藩禁也不是全部宗室以后一概不管，至少那些亲王、郡王以及他们的儿女什么的，这些人还是必须继续养着，只是高务实限定了财政供养的名额上限。
由此两相加减之下，最后每年节省下来的直接开支就是一百五十余万两。
哦，对了，这里插叙一下：根据魏源的《圣武记》，鞑清初年花在宗室俸禄上的银子就高达六百万两左右，而鞑清宗室占地——其中多数为强占——面积也极大。
后世有学者曾专门计算，基本结论是鞑清宗室到同治年间，每年私吞国家资产高达2508万两白银。哪怕只取一半来看，鞑清的压榨也达到大明的八倍。即便两朝之间统治时间有差，算上美洲高产农作物的效果，鞑清对百姓的狠辣其实也远超大明。
扯远了，说回来。即便高务实对上述问题已经做出了改革，大明朝的财政问题到这儿也没完全解决，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更难处理的对象，那就是文官集团了。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官集团与其背后势力或许可以称之为财政改革路上的“最终BOSS”。
众所周知，以文官、文人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虽然不能完全合法的免税，但他们却可以通过偷税漏税达到事实上免税的目的，并且可以通过协助朝廷收税反过来剥削、压榨平民，或者反过来协助平民偷税漏税来坑大明的财政。
如果说宗室是大明财政的一颗毒瘤，那么如今的文官集团和它背后的利益集团甚至可能已经算得上是大明的癌症了。
太多的既得利益者，使原本承担大部分税收的平民大量破产，又使得国家财政的支出无限增长。原历史上大明的财政到了崇祯时期为何困难到无以复加？除了积重难返之外，崇祯本人的独夫作风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崇祯的任性胡为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任何势力都不肯出力征税——原先皇帝的内帑有宦官打理，外廷的太仓有户部管辖，而现在宦官被皇帝限制了，外廷则被皇帝杀麻了。那么，明朝的财政收入自然要完，然后明朝本身自然也就完了。
试想一下，京师被李自成攻陷之后被拷出7000余万两银子，这笔钱哪怕能有十分之一能在之前用于朝廷财政，大明朝能那么快完蛋吗？
当时的700万两啊，别说拿去给早期还在为大明卖力的洪承畴，亦或者最终战死的孙传庭，你就哪怕拿给左良玉那种人，他都能去顶着李自成勐攻勐打好一阵了。
所以，明亡的原因虽多，但最根本、最关键死因就一条：收不上税。
不过，收不上税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大明独有的，而是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即便发展到现代也普遍存在的。
根据前文，可以说明朝财政破产，根源是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随着人口的膨胀和土地的兼并，底层平民大量破产、无力交税，同时上层的食利阶层的大量繁衍使得国家的经济和财政不堪重负。但是不止明朝，中国统治时间较长的封建皇朝几乎都经历过收不到税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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