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说来话长，不知皇上是否注意到，唐朝初期之前，华夏历代所有的博弈都是按照姓氏来区分的，每次一出场都是一大家子的人。
譬如西汉，吕雉和吕泽、吕禄、吕产、吕台；窦漪房和窦长君、窦广国、窦婴；卫子夫和卫青、霍去病、霍光……可是到了宋朝之后，姓氏之间的博弈，却逐渐转变为地域之间的争斗。”
朱翊钧听得一怔，下意识应了一声：“哦？”
高务实一看就知道朱翊钧不曾细细想过这个情况，当然更可能是根本未曾注意到，因此便道：“譬如宋末的新党和旧党之争，在臣看来就根本不是什么理念之争，而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的博弈。如果查一下诸人履历就会发现，旧党大佬们一色都是北方人和内陆省份出身，而新党大佬则几乎清一色来源于东南沿海。
譬如旧党的领军人物中，韩琦是河北人，司马光和文彦博是山西人，富弼是河南人，欧阳修是四川人。而王安石的新党中，大佬们几乎一色都是南方人，王安石、曾布是江西人，吕惠卿、章惇、蔡确、蔡京都是福建人。
甚至后期围剿新党的，也变成了各省组成的联盟。譬如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党(山西)，以二程代表的洛党(河南)，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党(四川)。皇上想想，臣所言是否属实？”
“是。”朱翊钧点头表示同意，但马上又问：“可这是为什么呢？”
高务实叹了口气，道：“这是因为从北宋中期开始，资本的萌发迅速发展，各省内部形成了代表着各自利益的财阀，而台上的政治人物不过是各地利益的代理人，也就很少再出现父子相承的情况。
在财阀政治下，各地选择的是朝中帮助自身推行经济政策的代理人，代理人的博弈也都是利益之间的博弈。
这个情况从经济的角度很容易解释，例如王安石的变法遭受到巨大的反噬，本质就是南方人推行有利于南方而不利于北方和内陆的政策，自然就遭遇到了北方和内陆省份的集体围剿。”
对于这件事，高务实前世在工作时曾经这样理解王安石改革的困难：一个南方人搞一刀切的全国大下岗。这个措施在南方可能没事，因为他当时的南方全是个体户、私人企业主，但是那时候的北方如果全是大国企，私企压根没有，那会是个什么结果？很显然，他必然会被北方人骂出翔。
不过，即便如此解释了，朱翊钧还是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仔细想了一会儿才问道：“务实，按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唐朝和唐朝以前，天下大势是门阀很强，但到了宋朝就变成财阀很强了……那如果这样，我就想问，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
“问得好，皇上这一问也算是追根溯源了。”高务实先赞了一句，然后道：“由门阀向财阀的转变，是由很多原因共同决定的，这其中有两个特别有趣：一个是宋朝开始全面执行的科举制，而另一个则是宋朝首创了‘不杀士大夫’的原则。”
高务实说到科举制时，朱翊钧尚且没有什么大反应，但说到“不杀士大夫”时，朱翊钧却很惊讶，一脸诧异地道：“不杀士大夫也不对？”
“这不是对不对的问题。”高务实摇头道：“在宋朝之前，官员和地主们都是没有人身以及财产安全保障的，因此只能依附于能强大到能跟皇权博弈的门阀，以保全自身以及财产安全。可是随着宋朝优待士大夫，地主阶级迅速解除了束缚，形成了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
同样，过去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使得人才的向上进阶，只可能通过依附于门阀达成，而普通民众被死死的框在土地上，根本没有向上晋升的机会。可是科举制的全面铺开，使得地主阶级迅速拥有了直接参与政治的阶梯。
因此，北宋的政治领域改革实际上就是让科举制在经济领域来了一次‘解放生产力’，让普通人尤其是地主阶级多了一条进身之阶，而不杀士大夫则相当于‘保护私有财产’，让人放心经营，不必依赖别人——比如门阀。”
“你是说这不好？”朱翊钧显然有些疑惑，因为他的思路无论如何比高务实局限得多，因此他听了这些之后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你家不也是科举起来的吗？怎么你会反对？
“请皇上听臣把话说完。”高务实大摇其头，道：“臣常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地主阶级们崛起之后，相互之间也开始了权力的不平衡。
呃，臣此前为皇上解释过近几十年北方为何越来越冷这件事，皇上记得吧？”
“记得，你说了一些……什么周期、小冰河时期、降雨线之类的。”朱翊钧点头道。
“没错，其实北宋那会儿也有这个问题，当然，没有如今这样严重和明显。”高务实解释道：“随着北宋降雨线南移和气温的下降，江南地区的人口与经济飞速崛起，这才诞生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
这些利益集团形成之后，必然要寻求朝廷的政策向其倾斜，因此就会跟北方以及西部那些经济落后地区形成激烈的政策冲突，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差距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