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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洪武二十四年，黄册上登记的全国土地总面积为8804623顷，而到了孝宗时期的弘治十五年，黄册上的土地总面积居然就只剩下了4292310顷。全国土地(耕地)面积在短短百年间居然能缩水一半还多，荒不荒谬？这是遭遇了大范围核打击吗？
而人口的隐漏程度也和土地一样严重，洪武二十六年时，全国丁口(成年男性)已经达到6054万之多，而大明安享太平百年之后的弘治四年，黄册上登记的丁口反而减少至5328万。怎么着，难道封建时代的大明已经发达到能够产生人口陷阱的程度了？
显然不可能，经过百年的和平岁月，而且还增加了一些边远地区的黄册，总人口数不增反减，可想而知的是黄册上人口的脱漏之多。
所以在原历史上到了明朝后期，黄册干脆完全丧失了作用，几近为废纸。地方上的官吏为图省事，往往把旧本上的人口姓名和地产照抄照搬，十年复十年，有些地方编制的黄册和数十年前一模一样。
于是黄册中的百岁老人竟然大批出现。因此到了明朝末年，有人以“人多百岁之老，产竟世守之业”来讽刺黄册的荒诞无稽。
更有甚者，有的官员还事先预制黄册，到“大造”之年往上一交就算完成任务。结果到了鞑清初年，竟然发现有的地方已经预制好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明朝可是亡于崇祯十七年啊！
不过，原历史上张居正清丈田亩主要是功利性的，鱼鳞图册上增加了一些原先漏计的土地便算了事，也没和黄册挂钩。而这一世的实学派清丈田亩，到底比张居正干得稍微深入一些，除了找出一些瞒报的田地，也整理了一些过于夸张的黄册。
然而正如之前说过的，实学派清丈田亩发现问题最大的两个省，是湖广和山东，因此黄册的校正也以这两省为主。[注：湖广、山东的瞒报有很大原因是军屯瞒报，其中湖广还是大明最重要的商品粮产区，洞庭湖平原带取代了已经经济作物化的长三角平原带。]
这样一来，高务实手里能比较准确掌握的地方储粮里头也没有四川，再加上他此前清查仓储也只是清查户部仓储，还未深入涉及地方，于是他对四川的存粮照样两眼一抹黑。现在见刘綎信中这样一说，顿时心中一咯噔，暗道大事不妙。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古代战争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高务实为了伐元，在京师一线提前两三年就积极存粮，但却忘了平定播州之乱也得提前存粮这么大一件事。他给刘綎着重加强了军备，却忘了给平叛大军提前存储粮草，此刻不禁万分懊悔。
不过，他出现这样的低级失误也不是完全没有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湖广作为大明粮食主产区就在播州“隔壁”。
而四川本省其实也是产粮大省，之所以没成为粮税和商品粮大省有两个原因，一是蜀王家的地太多，征不到税也流不进市场；二是三峡太难走，没法轻松行船，因此运输太难，即便有粮食也很难出省。
[注：此时三峡难走的情况前文有述，大概是在高务实赴任广西途中提到的，可能是和刘馨分别时顺便提到，我懒得回头查具体章节了。]
现在这样一看，四川的粮食存量可能有大问题，一百七十万石搞不好要打个对折。虽说八十五万石也不少，但这得看粮食怎么用。如果大军堆在成都，那肯定够吃，然而这不是现实。
播州那个地方运输显然不方便，不方便就意味着一大半粮食实际上会被消耗在运输中，落到前线手里的粮食可能只剩三成，这就很有可能不够吃了。
当然，这一次出兵的二十几万大军并非都吃四川的军粮，贵州也得出一部分，从兵力来说大概要出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左右。可是贵州的粮食产量远低于四川，平时的储粮只能比四川更紧张，从贵州出兵的部分多半还需要四川接济粮食才行。
这下事情大条了。按照刘綎的估算，从现在四川的储粮来看，此次大军围剿播州如果没有外援的粮草，那么军事行动的总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这三个月还是包括进军、平定、撤回三个阶段在内的，也就是说三个月之后，几路大军不仅要平定播州之乱，还得完全退回始发地。
即便以刘綎的自负，他也只能表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高务实完全同意他的观点，除非这根本不是战争，只是一次轻装上阵的武装游行。
难怪历史上的播州之乱前前后后打了四年，原先高务实以为那主要是因为大明当时主要在和日本打朝鲜战争，对播州有些顾不上。现在看来显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后勤跟不上，没法以快打快。
有这样一个大麻烦摆在面前，高务实的脸色顿时有些难看了。草草看了一眼刘綎的第二个担心，觉得军心士气方面相较于军粮隐患反倒不值一提。
刘綎主要是认为此次出兵官军只占约三分之一，其他都是土司兵马，而这许多家土司对于征讨杨应龙到底是个什么心态，实在是很难讲。
杨应龙造反这件事，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