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患罢了。
因此，不过分追究漕军责任，朝廷本身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不过这事儿……似乎是户部的当管，是不是应该问一下高务实的意见？
朱翊钧想着，便道：“财赋之事为户部当管，大司徒如今人在大宁，且派人去捎个信，问一问他的看法吧。至于漕军暴动……申先生既然为其求情，朕也不是好杀之人，考虑到此次倭寇出现得颇为诡异，漕军应对不佳也算情有可原。
这样吧，如果大司徒同意不追究漕军损失，赔偿追责之事朕就赦免了。另外，诸位爱卿不妨先想一想，派谁去与南京城外的漕军宣读赦免旨意。”
朝廷不可能说去和暴动漕军交涉，只能说去宣读旨意。这事实上就是去谈判，而此时漕军还在暴动之中，去宣读旨意之人还是有一定危险的，因此这活谁去干还是要商议一番。
按道理说，漕军的事情当然应该由漕运总督出面解决，但大明的漕运总督全称是“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相当于身兼多职，因此他的驻地在淮安府这个方便总揽全局的要地。
从淮安到南京要走四百多里，且漕运总督在漕军暴动时期过去交涉肯定还得带兵，这显然又要多出一些不必要的花费。同时，这样做还可能让暴动的漕军感受到威胁，容易造成误判，因此按照朱翊钧的想法，既然不打算诉诸于武力，那就最好不要让舒应龙去。
皇帝当即表明了态度，申时行立刻表示赞同，王锡爵紧随其后也表示同意，并且建议宣旨之人可以是南京户部尚书陈蕖。
不过，这个提议立刻遭到周咏质疑。周咏认为，此刻南京城外的漕军毕竟已处于暴动之中，派户部尚书前往未免显得有些软弱，故他建议宣旨人选最好是南京兵部尚书田乐。
他的提议一出，果然吴兑和梁梦龙立刻表态支持。
皇帝深谙其中道理，南京户部尚书陈蕖是湖广西乡人，属于心学派，高务实前年上任之后收权也收了南京户部一些权力，其中未尝没有南京户部尚书不算自己人的原因；南京兵部尚书田乐则是北直隶鄚州人，属于实学派。
说来说去，双方都是希望派自己人前去宣旨——显然，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是能够和平解决的，因此这份功劳不能便宜了对方。
皇帝不免有些恼火，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道：“朕看他俩都不合适，让魏国公去吧。魏国公乃是南京勋臣之首，他代朕宣旨赦免，更能昭示朝廷诚意。”
这下子双方都不好反对，毕竟皇帝这话也有道理，魏国公的确是南京勋臣之首，是南京守备勋臣。平时代表天子祭祀太祖孝陵的几乎总是他，现在代表皇帝去宣旨赦免暴动漕军，他自然也是最有资格的。
不过这事看似公允，某种程度上来说实学派还是稍稍占了一点便宜。因为魏国公家自从当年高务实干涉了一次袭爵之后，对高务实可谓敬服，即便是在南京这种心学派大本营似的地方，也从来不敢和实学派唱反调。
此前江浙海商集团联合起来与京华作对，魏国公就明确表示不掺和，导致整个南京勋臣集团最终都没怎么插手其间，从而使得京华的压力小了许多——要知道，淮扬盐商集团背后也是有南京勋贵集团支持的，所以南京勋贵集团原本与江南文官集团有某种利益联系，不说是一家，至少也算盟友。
南京勋贵集团面对高务实怂了，直接导致江南文官背后的金主江南商帮少了一大助力，这也是京华面对江南联手排挤还能慢慢扩大在南方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刻皇帝挑中魏国公去宣旨，明面上是取了个非利益相关方的中立派，实际上这个中立派是有倾向的。不过好在勋贵毕竟是勋贵，魏国公即便拿到这次功劳，到底也记不到实学派身上去，心学派方面还能容忍。
说完了这档子事，接下来就轮到查明倭寇来历了。朱翊钧对此事非常恼火，先是责令兵部必须切实行动起来，与关税署一同去江浙沿海询问各地船主到底有没有看见倭寇从哪来；然后当着众臣的面表示会让锦衣卫另行调查，看漕军集结于南京之事究竟如何泄露。
申时行与王锡爵都有些心头打鼓，但对于此事，他俩身份虽然贵重，却不好胡乱插手。毕竟刚才申时行的话已经表示海防问题是兵部的问题，而关税署的确拥有巡海之权，配合这项工作理所应当。
至于锦衣卫……他俩能说什么？难道事关重大泄密，锦衣卫还不能调查了？如果这种事锦衣卫都不能调查，那朝廷还要这锦衣卫干什么！
文官集团虽然历来对于锦衣卫都没有好感，但那主要是针对锦衣卫能奉旨抓捕文官，乃至于在诏狱之中对文官进行“残害”。如此次这般针对泄密事件进行调查，而且至少名义上并非调查舒应龙本人，那申时行和王锡爵也就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了。
实学派对此当然是欢迎的，毕竟这件事肯定与实学派无关，甭管最后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总坏不到实学派头上来。
不过一想到要海底捞月似的去调查倭寇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