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高务实拉进他王阁老的主场，反之高务实的引经据典其实也是为了将王锡爵拉进他高部堂的主场。
什么主场？王锡爵的主场叫做“君子德操”，高务实的主场叫做“天下为公”。
例如刚才高务实用孟子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来形容西北之乱以后他出任户部尚书并收拢天下财权之举，其实就是摆明了“我眼里只有‘公德’而无‘私德’，任何私德到了我这里，都是为公德服务的。”
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先看看他引用孟子的那句话本意是什么。
孟子说：“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那就应反问自己的仁爱是否够；管理别人却不能够管理好，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管理才智是否有问题；礼貌待人却得不到别人相应的礼貌，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礼貌是否到位——凡是自己的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会归服。”
其实高务实没有引用完，后面还有一小句，是“《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概意思就是：“《诗经》说：‘常思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天理，以求美好的幸福生活’。”
这段话的本意其实是说人际交往，孟子经常论及这些，比如在《公孙丑上》里，孟子就说过：“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意思都是一样的。
本质上来说，这些话是从个人品质来说的，其主旨提倡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凡事多作自我批评。也就是孔子在《论语·卫灵公》所说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但这句话本身也可以升华，例如从治理国家政治说，孟子这番话的意思就可以升华为正己以正人。如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的那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儒家政治历来强调从自身做起，从身边事做起，所以多与个人品质紧紧连在一起，而自我批评则是其手段之一，其相关论述在《论语》和《孟子》中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什么“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什么“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都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强调个人操守，那是心学派这个“道德实学”所擅长的主场，而高务实的实学，乃是治国理政之实学，他必须把话题控制在治国理政上头才算主场作战。
因此高务实不等王锡爵出招，便自己反客为主，先用一段讲个人操守的“圣人之言”升华到治国理政，提前把战场给转移了去。
这样一来，王锡爵要么就和高务实在治国理政的细节上和他直接过招，要么就得想法子再把战场转移回去——但高务实这种提前转移战场的行为，本就表明了高务实知道谈个人操守是他王阁老的预定手段，于是高部堂明确表示不打算接这个招：有本事我们就事论事，你别和我玩这套兜圈子的把戏。
于是王阁老就很烦了，在这种对方已经知道自己手段的情况下，还想把战场拉回来几乎不可能。正如万寿节之前申元辅所言，高务实绝对不是官场雏鸟，算起来这小子当了二十年官了，而且早就有“中枢经验”，绝对是站得高看得远的那一类。
因此，如果他王阁老继续把战场拉回个人操守，高部堂一定毫不犹豫又转回到治国理政，那这样一来，双方几乎就只能是鸡同鸭讲自说自话，到最后可能看似争得激烈，其实说完了之后就会发现，两个人实际上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就等于王锡爵失败了，因为高务实其实是先出招的一方——《革新驿站疏》就是他出的招。你王阁老没把《革新驿站疏》给喷掉，当然不可能算你赢了啊。
申元辅作为早年学霸，官场经验也足够丰富，自然一下子就看出了其中的门道，知道再这样继续下去，肯定辩不出个所以然来，必须得换个思路了。
眼下的问题是高务实不谈个人操守，他只谈治国理政，只肯就事论事。
申时行其实早就见识过高务实治国理政的本事——见识了不知道多少回了——和他谈治国理政，和他就事论事，这种仗实在不好打。
可惜这仗不打还不行，因为心学派不能让《革新驿站疏》里提到的那些做法在高务实的推动下顺利进行下去。
为什么啊？是《革新驿站疏》对心学派有很大的危害么？
那倒不是。本质上来说，高务实在《革新驿站疏》里提到的一些改制办法都是在自折羽翼，颇有一点割肉饲虎的意味，心学派方面反而没有多少损失——毕竟物流这一块原本就是京华系的强项，心学派背后的金主们在这个行当里涉足得很少。
心学派的金主主要是做什么的？田地、蚕桑、纺织、淮盐、海贸等等，其中与京华形成比较强烈对抗的方面其实只有海贸。
但理论上来讲，海贸这一块所谓的与京华对抗，不如说是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基本上还是公平竞争——因为京华并没有恃强凌弱，仗着海上强大的武装实力不准江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