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粮长自己来出。
大明在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南方粮长们原本只需要把运到南京，之后居然要运到北京，这当真是亏到姥姥家去了。但是自一条鞭法广泛施行以来，田赋税粮可以折算成金花银上缴，粮长们除掉当地衙门留存的部分之外，剩余需要上缴中枢的那部分便可以直接带银子上京，也可以交由京华来“托运”，比起原本押送大量现粮真是方便了一百倍。
但是这件事并不是完全解决了，因为即便是南方地区，也不是所有省份都改成了一条鞭法，西南方面只有一个成都府是收银子的，其他地区依然全部是收粮食。
另外，京华的“托运”也不是如后世红朝的快递业那般全国铺开，很多地区其实没有的，或者即便有，覆盖面也不大。
打个比方，京华在江南大部分地区或许一个县就会设一个类似于菜鸟驿站的托运代办点，但在西南很多地区，哪怕一个府也未必有一个，经常是两三个甚至三四个府共用一个托运代办点。
这就是私人资本不如国营资本的地方所在，即便高务实也无法例外。同样的情况就好比后世红朝和米帝在网络覆盖率方面的区别，米帝虽然是所谓发达国家、全球一哥，但在乡下那些人口少的地区网络覆盖率远低于红朝。
有些人一说某些发达国家网络平均速度高于红朝就很兴奋，却闭口不言他们的网速之所以快，是因为这些私营的网络供应商只覆盖“重点地区”，而红朝即便某个村只有几户人家也得保证他们不断网。(电力等系统也是一样。)
所以这能比吗？谁才是更在乎人民利益的啊？
可是如今京华也是私营的，高务实也做不到无视亏损全国铺开粮税及金花银托运。如果一来，假如真的全面取消粮长制，将来的税粮及金花银运输一旦出现问题，他这个户部尚书一定难辞其咎。
倘若为了避免出现那样的乱子，高务实就只能不惜成本地把京华的托运业务无序铺开，这又势必给京华本身造成很大的财务压力。
要知道，如今京华的托运业务主要是“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在南方，主要靠着河流水运，最终转向海运北上天津港；一条是在北方，主要靠着京华日益壮大的马队，负责区域则以九边沿线和相邻内陆省份为主，而黄河流域倒也能以水运做一定的补充，但并非主力。
在这样的规划下，西南山区甚至包括湖广的西南部——即后世湖南西部，都是京华很难深入开展业务的。当地倒也有不少水系，只是当地水系很多河流的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尤其是作为上游地区，一些地区的河流宽但是浅，一些地区水够深但是河道窄、流速急，总之不是很方便建立统一体系。
京华喜欢的模式是一条船从上货到卸货中途无须转运，比如在武昌起运，直接驶往苏州卸货(此时的苏州府地域划分与现代有所区别，长江口附近的常熟县、嘉定县都属于苏州府)，这就可以省时省力省成本。
倘若是西南内陆，就有可能哪怕是同一河流都得分段，中间有些地方需要改陆路走一节甚至一会儿水路，一会儿陆路，成本一下子就上来了，而且在管理上也十分不便。
以上还只是各类成本上的麻烦，除此之外高务实还认为有其他的阴谋可能。
比如说，全国田赋无论是实物粮税还是金花银都由京华统一托运，这说出来都叫人寝食难安啊——你京华万一忽然卷款逃跑，我大明朝明年怎么办，全国官员和军队都得饿肚子吗？当官的还可能不至于饿到造反，可那当兵的要是全都饿肚子了……谁能负得起这个责？
一旦京华真的掌握如此巨大的力量，按照“不吝以最大的恶意来揣度”这个态度看，京华就能以此倒逼朝廷，迫使朝廷对它进行各种让步。
或许高务实根本不会这样想，但别人要这样揣度的话，高务实也没法自证清白啊。毕竟我不是说你一定会这样做，我说的是你有这样做的能力——万一呢？
高部堂想到这一层，当真是惊出自己一身冷汗。如果这一手当真是有人故意设计，那此计可真是太过歹毒了！
如果高务实不是穿越者而真是这个时代的官僚，恐怕很难拒绝这种一旦成功就能拥有足以倒逼朝廷妥协的力量，这其中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有道是“皇帝不差饿兵”，如果户部的钱粮能否到位都得看京华的脸色，可想而知京华会有很多办法影响朝政。考虑到高务实本身的政治地位，甚至把“影响”换成“控制”也未必有多夸张。
皇帝能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吗？显然不能！只要皇帝还没糊涂，就不可能容忍这样的局面出现，哪怕那个人是高务实也不行。
然而，目前风潮已经掀起，高务实作为“激进改革派”的一面旗帜，从政治影响上而言，根本容不得他有所退却。
名望可以为一位领袖人物带来巨大的影响力，以此为后盾便能凝聚人心，为人所不能为之大事。可是反过来，名望有时候也会逼得人做出违背本心的举动，在不合适的时候做出原本应该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