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南京吏部的官员选拔被北京吏部掌握；南京户部的财政虽然自己去收，但收完之后得上交给北京户部……诸如此类。
所以实际上也有不少南京官员感觉很憋屈，毕竟虽然名字差不多，官员地位(指行政级别)按理说也一样，但是实际上北京官员是正妻，南京官员只能算妾侍。
申时行的看法是，高务实可能会利用南察掌控南京六部实际管理各项事务的郎中、主事们——与北京六部一样，尚书、侍郎不可能亲自管理到具体细节，细节事务的管理权都在各部各司郎中和主事的手上。
郎中正五品，主事正六品，都在南察的范畴之内。在申时行看来，高务实要直接换掉南京六部的堂上官还是很难的，但如果只是换一些郎中、主事之流，在祭出了海刚峰之后，那就完全可能办到，而这样也能实际掌控南京的行政体系——反正尚书侍郎们在大事上也得听北京的，这么做等于把南京六部架空，上下两不挨。
至于守备会议，南京守备勋臣是高务实捧起来的魏国公徐邦瑞，南京内守备是陈矩的人，仅剩一个南京兵部尚书又是个中立派，高务实不必插手也不会坏他的事。
不过王锡爵的观点和申时行却不同，他认为高务实不会“全面开花”，而一定会有所侧重。这个侧重，王锡爵认为十有八九会是在财政问题上。确切的说，很可能应在南京户部头上。
南京户部也是有一定实权的，它负责征收南直隶以及浙江、江西、湖广诸省的税粮(此四地所交税粮几乎占了大明一半)，同时还负责漕运、全国盐引勘合。
特别是盐引堪合这件事，明朝从始至终一直由南京户部负责这一事务，其中只有两年南京户部不负责这个事务：正德三年，刘瑾变法，改由北京户部负责，“南京引板，俱令销毁”；但在正德五年，刘瑾被诛后户部奏请“刷印盐引，仍隶南京户部”，获得批准。此后一直未变。
另外南京户部还管全国黄册的收藏和管理，这些东西存于南京玄武湖。顺便南京户部侍郎也因此经常兼任总理粮储。
王锡爵的目光落点在税款和盐引上，他认为高务实最有可能对这两方面动手。
粮税不是商税，南京方面管着的四省历来是缴税大户，而在“海瑞战徐阶”之后，一条鞭法已经在南京诸省实行十几年了，现在这四地都不再收取粮食等实物税，而是通通该征银两、铜钱。
如今高务实做了户部尚书，按照王锡爵对他的观察了解来看，这位高司徒对于税收问题格外固执，很难相信他会放心南京户部自己搞这一套。
尤其是，南京方面去年征收的税额还不达标，少了七万三千多两银子，理由则是去年春夏之交遭受了风灾，影响了浙江等地的收成。
王锡爵当时人在苏州，自然很清楚这件事是瞎扯。风灾倒是真的，造成的影响也的确是有，可是这事和征收粮税税款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关系。
为什么？因为朝廷收税的额度是相对固定的，不会因为你受灾而变动额度。只有一种情况除外，那就是皇帝特批，某地因受灾而免税，或者明确准许某地某年减征多少。
朱翊钧前些年因为朝廷比过去富裕了不少，经常性批准减免税收，其中以皇庄改革的那一年最狠，全国各地加起来减免税款高达七十万两，虽然当时高务实不管财务，也差点被气死了。
在经过他的劝谏之后，朱翊钧才有所收敛，后续这几年，每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免税、减税大多保持在三十万两以内。至于去年，因为定策了要开藩禁，朱翊钧在这方面更加严格，全年减免只有十四万两，而这里头基本没搭理江南风灾这一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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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南京户部说少收了七万多两税银是因为风灾，这个理由首先在法理上就站不住脚。
其次，江南风灾虽然肯定会对经济造成损失，可江南粮税早就不依赖江南自产的粮食了，江南诸省自己都要从湖广买粮，这江南风灾怎么影响粮税？湖广粮税也归南京户部管，但湖广又没风灾，更不可能影响。
不过去年风灾到底还是影响了一些经济活动，比如桑树如果被吹倒就会影响蚕丝产量，织厂、纸厂等工坊在风灾天下也没法开工等等，所以受灾害影响更直接。
这些人里头又有很多是田地主，比如王锡爵这样官商两道皆走的家庭，因此遭灾之后得找点手段弥补。
粮税减少，实际上就是这么来的。普通人享受不到，能享受到的都是南京户部不愿得罪的人。
王锡爵自家就是其中之一，他当然首先就会认为高务实是盯上了这件事，继而要把手伸进南京的财政大权里来。
申时行和王锡爵虽然没有取得一致看法，但双方的利益始终是比较一致的，因此回去之后都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布置。
申时行给南京方面的心学派高官再次写信，提醒他们不要只顾着自己写自陈，还要多关注手下的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