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显然是暴风的风眼。
吏部尚书天官杨巍刚回吏部打了个转，立刻借口与内阁商议本次京察之要点而再次回了宫里，去文渊阁的内阁大通房躲风去了。
不过，他人虽然溜去了内阁看风向，但他身为实学派的旁系，能够混到吏部尚书的位置显然不是幸与。
他去内阁，自然是去找许国、张学颜和吴兑商议行止，但这只是明面上的动作。私底下，他则立刻派了亲信家丁悄悄跑来户部求见高务实。
说起来，杨巍对于今年的丁亥京察是早有准备的，毕竟六年一度的京察已经“著为令”数十年了，按时提前准备是每个吏部尚书应该做的。
只不过今年的朝局不太安稳，西北之乱基本平定以来更是风云变幻。一会儿是谤君案，一会儿是正国本，真是不得消停。
他这几日也是忙着稳定人心，希望与他相关的同年旧友、门生故吏们不要随意插手其间，一定要等局势明朗——比如高务实表态之后，再跟着上疏就好。
如今两派之争随着王锡爵的抵京，明显出现了白热化的迹象，杨巍虽然身为天官，奈何如今是阁权压制部权的时期，再加上实学派与心学派都是政治集团这个级别的力量，他一个都惹不起，自然只好随大流。
然而这个大流也不是很好随，他思来想去还是押宝了高务实，只是对许国那边也照样把礼仪做足，争取都两不得罪。
杨巍虽然也不知道皇帝为何突然搞出这一手来，但身为天官，他还是很快猜测到皇帝可能是想用京察来分散百官的注意力，把“正国本”一事继续往后拖延。
不过，不管皇帝的目的是什么，如今丁亥京察启动，吏部都是首当其冲。如何拿准这次京察的大方向，他是一定要弄明白的。
大方向这种事，去问许国只是做样子，问高务实才靠得住。毕竟京察这种事一不小心就可能闹大，闹大之后想要没事，很多时候都得靠着“众议汹汹”，而实学派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跟着高务实的。
但高务实给他答复的口信很简单：“此考功司之责，天官酌情黜陟而已，毋庸深究。”
杨巍快到中午时分才收到这句口信，听完之后就放了心，马上从内阁回部，下令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员外郎及二主事一共四人全权负责此事。
高务实不是胡说八道，这个做法本身也是没有问题的。考功司作为吏部直接负责京察的部门，“掌官吏考课、勤涉之事，以赞尚书”，其职责在于对官吏“考其功过、别其善最，奏请黜陟”，在京察中发挥的作用极为重要。明人对于考功司的作用向来十分重视，比如陈有年在为考功司撰写题名记时，—度将其地位推崇到“天下得之则明，失之则幽；得之则理，失之则乱”的高度。
原历史上王锡爵在论及万历二十一年京察之时就曾说：“今年考察，系郎中赵南星专管”，此次京察因与“台省有异”而导致议论纷纭，然“本部堂上官，则以事在该司，不代为之认罪，亦或其体统当而不可深罪也”。
时任吏部尚书的陈有年在评价万历二十一年南京考功司郎中钱士完在京察中的表现时亦说：“当事难，当任怨之事尤难。诸臣所见，士完任怨矣”。
吏部尚书认为京察由考功司具体负其责，故造成不良之后果应由考功司官员来承担；内阁辅臣亦认为这种做法“体统当”；都察院长官也认为考功司实当任怨之事。
可见考功司在京察中的作用之大，责任之巨，以至于朝廷上下都认为考功司是京察的“主管单位”。
这种局面也不是只有万历朝才有，早在嘉靖二十四年时，薛应旅“为南京考功司郎中，主京察。大学士严嵩尝为给事中王晔所劾，嘱尚宝丞诸杰贻书应旅，令點晔”。
连当时权倾朝野的严嵩想黜退有私怨之人，尚需嘱托考功郎来办，考功司郎中在京察中地位之重可见一斑。
具体来说，“考功郎中每内外二计之年，其起用也，必限先一年春夏到任，馎咨公论，徐折众靖，不得她担，临期草草了事。内外察毕，功司掌印官仍宜宿部数日，查册内有议未处官，或系司府辩明，或系舆情共惜，一一手注明白，用印钤盖，亲付选司，不得溷行劣处。此举必在二月初五六日以前印官注完，呈堂简阅。”
从这些规定和说明也可以看出，考功郎中通常需要为京察进行几乎一年的提前准备；而且即使是京察之后，考功司郎中还承担着做好京察后续工作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高务实让杨巍根据考功司的初评结果“酌情黜陟而已，毋庸深究”，从道理上和习惯上来说，都是毫无问题的。
但杨巍把这事吩咐下去之后，却丝毫没有觉得轻松，他总觉得自己似乎忽视了什么事情。
好一会儿，已经七十二岁高龄、被皇帝强行多留任了两年的杨天官才忽然一惊：糟糕！考功司现在没有郎中啊！
确切的说，考功司不是没有郎中，而是时任考功司郎中半个月前得了急病，这段时间一直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