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
经臣及同僚折算，当时金一两约值十贯钱，四千三百两即值四万三千贯钱；银一两约值一贯钱，五万七千两两即值五万七千贯钱；绸绢每匹约值一贯半钱，一百五十一万匹即值二百二十六万五千贯钱；米谷一石约值一贯钱，二千四百四十五万石即值二千二百四十五万贯钱(注：此处折算标准参见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合计约两千六百八十万贯。再加上加上按缗钱征收之税收入四千八百四十八万贯，总数约为七千五百万贯。
七千五百万贯本以堪称巨额，然此即为元祐初年前宋之岁入否？非也。
臣察知，前宋之财务一分为二，一为户部左曹(元丰改制前为三司)所统率，由转运司、州县主官、市镇税官而构成之财政收纳各衙门，其掌田赋、商税、酒税、常贡、征榷之利；
一为户部右曹(元丰改制前为司农寺)所统率，由提举常平司、州通判、县丞而构成之财政收纳各衙门，掌常平、免役、坊场、坑冶、河渡、山泽、地利、榷货、户绝没纳之财。
而前宋左曹隶户部尚书，右曹不隶户部尚书，因此天下之财分而为二。而苏辙《元祐会计录叙》中则又言：‘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将著之他书，以备观览焉。’
由是可知，臣等折算而出之七千五百万贯钱，不过户部可以会计之正赋岁入，而户部右曹掌管之收入，甚至未计其内。如此观之，前宋疆域不及我朝，而岁入不啻十倍！以陛下之圣明，独不以为异哉？”
说上干货就上干货，高务实在这里比较了一下宋明两代的财政收入——他虽然只说了宋朝，但皇帝当然知道本朝岁入，是以不必多说。
至于结果，当然是触目惊心，以至于高务实用了“不啻十倍”来形容。接下来还没完，高务实又继续例证宋明两代财政收入差距之大，然后再从各项生产指标如铁器、粮食(大致估算的产量)、布帛、丝绸等产量来证明实际上大明的“生产力”实际上反而超过前宋。
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引出另一个要素，他疏言：“故前宋岁入约一亿，而其田赋折钱仅约三千万贯上下(其中实物征收的米谷2445万石，折钱征收部分未知，但数目不会很大)，比重不过三成而已；非农之税款多达七成。故臣言：两宋之富不在农而在商矣。
然或曰：我朝宽民爱厚，所以行此历代未有之仁政，此正圣人之所倡，汝何以两宋苛政比之？
臣亦受圣人教化，自也倡导仁政，然则税之一事，非独减免既以为仁政者也！
其为税者，既非朝廷所有，亦非陛下所有，此财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
君上代天牧民，臣等襄佐君上。税用于君者，只为使君上切实牧民，不受用度掣肘；税用于臣等，只为使臣等切实佐君，不受吃穿所迫。粒米半黍，一针一线，皆为牧民养民之所用，言何苛政？
或曰：古有汤昌，亦有桀纣。我皇上固神文圣武，焉知后世子孙皆尽贤德？倘有一二不肖，薄赋尚有可限，重税岂非虐民？
又曰：官员任免虽有所制，然貌忠实奸、表里不一者自古未可尽察，若朝廷重税以征，其作奸犯科、贪婪自取者所获十倍于今则如何？
臣以为，此正早定规制之所急要也。凡税之所征，账目须清，一两一钱，来去明晰。此非独税法之所当变，户部等衙计度旧制亦当有所更易。入账出账，非一人可为；入库出库，非一人可掌。层层查漏，级级追缺。
凡账目不对，须逐级而对照；事出必究，穷十代而未尽！臣请效兵部四侍郎旧制，亦于户部另设二侍郎，分掌两新曹。此二新曹者，一曰审计署；二曰关税署。
前者专司审计，下辖六司。曰农业审计司，曰工矿审计司，曰商业审计司，曰关税审计司，曰度支审计司。
后者专司边贸海贸，下辖五司。曰边市司，曰海港司，曰陆缉司，曰海缉司，曰政研保障司。
其上两署十一司详情，臣已随疏具奏……”
内阁收到的这道奏疏后面，果然还附带了一封厚厚的条陈，详细说明他所提出的“审计署”、“关税署”连个“新曹”的作用、功能，以及所管辖的范围、要达成的目标。
此外，又对两署的十一个司做了具体说明，包括每个司成立的意义、功能、目标等等，全都详细说明了一番。
即便是申时行，对高务实的这道奏疏和“随疏具奏”的条陈也不得不心下赞叹。
尤其是附上的那封条陈，洋洋洒洒写了数万言之多，其关注的具体事务之详细，所作安排之周全，完全超乎申时行的想象。
申时行心中赞叹之后，又不觉深深警醒：高务实履新户部尚书不过三日，户部那么多官员能不能全部认得都不好说，怎么可能就搞出如此详细的新设两署计划来？任他高务实如何天纵英才，那也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