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比生员的，有了“监生”这个名号，你就不再是一个到哪都被鄙视的铜臭商贾，而是相当于秀才老爷了。
然而也就到此为止，商人能“搞到”的社会地位，基本上到监生也就到头了，再往上除非你读书考科举并且中了举人、进士什么的，否则“类比生员”就是你政治地位的巅峰。
这个地位，若是只在县、府一级，或许还能凑合：在县衙有坐，在府衙有个位置给你站，但倘若再往上，那就不好意思，该你跪的，你还得跪。
而在现在这个世界的大明，由于实学派的主导已经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商人的地位更是比原历史中还要更高一些。
这不奇怪，高拱早年就专门写书谈过“义利之分”，随着高拱持续当政，实学派改革不断前进，这种观点对于民间的影响乃至于官方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而且，高务实本人还树立了一个典范：文为状元，商则首富。
虽然限于“祖宗法度”，他名下的各部分都有族人、家丁充当白手套，但天下人谁还不知道他才是京华真正的东家吗？
而京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不是说规模，是说社会贡献：京华在大明的各部分产业，去年全年上缴了一百七十三万两各类赋税，其中最后能够收到中枢的就有五十九万两，接近于大明全年户部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这么大的社会贡献，你说高务实这个“商人”是坏蛋？
民间层面如此，官员层面也同样变化了。实学派不必说了，一贯主张提高商人地位；心学派方面其实在这一点上也是和实学派一致的——其实心学派官员背后的大商人更多呢！
从朝廷官员这方面来看，影响最大的如邱濬、王守仁、王廷相、高拱等人，全都是支持提高商人地位的，各种理论早已奠基完成，就差最后成事了，可不是高务实凭空来玩这一手。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既然那么多大佬都支持提高商人地位，为啥到现在还没搞成？
答案并不复杂：社会地位要与社会贡献挂钩，朝廷或者说皇帝才可能接受。
你光要求提高地位，但我皇帝、朝廷半点好处没看见，我凭什么答应你啊？我帮你改革这个玩意你以为是没有成本的？我要考虑顽固派会不会顶牛，要考虑变更祖制带来的“正统性”动摇，还有其他各个方面都要考虑到。
你光是动动嘴皮子我就给你办，你是哪边脸长得那么漂亮啊？
然而，问题就是在这里卡壳了，因为在高务实出现之前，几乎没有哪个商人愿意去承担什么“社会责任”。
又或者换句话说，现在的商人们觉得他们已经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了。
什么？你们连税都不肯交，承担了什么狗屁责任？
这里还真有点误会。
高务实眼中的社会责任，缴税几乎是最基本的一项，因为税收这东西原则上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然而问题在于这个观点与当今大明这个时代的主流观点并不相符。
主流观点是：天下是皇帝的天下，故天下人供财于皇帝。
别说民间都是这么想，实际上连很多官员都是这么看的，这就糟糕了。
天下万民养你一家一姓，我们都是被统治阶级，都是吃亏的人啊，那当然是交得越少越好啦！
这个问题如果要展开、要全面改革的话，皇帝对于户部的财权都必须限制，因为只有皇帝无法把户部的钱拿去私用(比如赏赐潞王那种)，天下人才不会觉得这钱全是交给皇帝个人了，但高务实显然还搞不了这个。
不过，这事不能总想着皇帝先妥协，否则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拖到天荒地老也解决不了。
权力有限，还是先搞定商人这块。
商人们之所以没交多少税还认为自己承担了社会责任，原因在于什么？
在于他们经常也会为了在乡梓之地的名声而去做些修路铺桥的“义举”，还有就是像高务实当年那样出钱赈灾，这都是商人们常做的，也是他们认为自己其实是承担了社会责任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比如那些年闹倭寇厉害的时候，很多商人也会捐献银两(或者被迫捐献)，来供当地加强守备等用。
此外还有种种，地方上要搞什么建设也好，要搞什么防务也罢，动不动就会召集商人“纳捐”、“认捐”，商人们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面对地方官也没有多少底气说不，于是……社会责任不就承担了吗？
但高务实认为这种“承担”是很扭曲的，而且作为朝廷而言，这玩意根本不可控！
历史上崇祯皇帝自己穷得龙袍都要打补丁了，后宫嫔妃们首饰都快捐空了，京师商人捐了多少银子吗？有，但没多少。甚至于京师官员更狠：我是清官啊，我没钱捐啊！
然后李自成一来，直接查抄出的数目都超过了两千万两。
高务实的观点很简单，你的钱是合法所得，再多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