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璧或许是身体确实坚持不住，只和高务实谈了这件事，之后便离开了尚书府，回府休息去了。
朱应桢等人却留了下来，先与高务实闲聊了几句近来生产建设兵团的经营情况。
高务实的这次京营改革很有些意思，其最大的特点早已说过，就是禁卫军这支真正的作战部队与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后勤部”分割开来。
禁卫军那边没什么好说，皇帝拥有最高统兵权、指挥权以及全部人员的任免权，但平时将这些权力“下放”到兵部戎政侍郎手里，由戎政侍郎代行大部分权力，尤其是统兵权。而真正的指挥权倒还是保留在禁卫军司令手中，只不过禁卫军司令只能指挥，却无调兵之权——调兵权就是统兵权。
与此同时，这支军队忠诚的另一个重要保障，就是后勤分离给了生产建设兵团。
所谓后勤，不仅仅是军粮供给，其他如营房也好，行军帐篷也罢，包括衣甲、被服等其他各项物资，都归生产建设兵团提供。而且，如军粮等主要消耗物，平时禁卫军只能领半个月所需，超额不允。这和高务实控制京华南疆各警备军的手法类似。
以上这些算是军需，此外还有军械。禁卫军的军械仓库采取了“仿虎符制”，即仓库钥匙一分为二，禁卫军与生产建设兵团的库管人员各持一半，只有两片钥匙都开锁，仓库才能顺利开启。
而禁卫军平时的训练，兵器发放也是有规定的，其中五分之四为冷兵器，五分之一为火器。火器为什么较少呢？就是为了防止生变，但这样一来就不符合高务实加大火器比例的要求，所以禁卫军的火器训练采用轮训制——东西就是这么多，大家轮流来训练，换人不换枪。
当然，不换枪只是个说法，其实还是要换着打的，只不过这一批打过了，就要和生产建设兵团做交接，换来另一批使用。
这其中当然还有很多细节，比如禁卫军方面每次接收军械都要仔细检查，要不然到时候训练损毁是要记账的；生产建设兵团方面也一样，每一支枪都得仔细检查，否则一旦没有当面点清，下一次给禁卫军的时候人家发现不对自然不收，那这账就记到生产建设兵团头上了。
由于双方现在没有真正的上下级关系，那么平时当然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盯紧对方，如此一来也就达到了高务实的期望，形成了他希望的“互相监督”。
利益的驱动力在这个时代显然百倍于所谓的“责任”、“荣誉”，高务实宁可让他们因为利益而互相监督，也不指望他们能认识到什么国家责任、民族大义。
生产建设兵团方面是由勋贵掌握的，而勋贵本身是皇权的延伸，五军都督府的任何任免当然也都由皇帝决定，所以皇帝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权力源泉。
皇帝给了他们权力，他们回报以忠诚，同时还回报以金钱——即提供给禁卫军的那些。
然而高务实当时作为“协理京营戎政”，当然不能把自己给忘了，所以戎政侍郎就是代表皇帝监督生产建设兵团的。
“监督”这个词很有意思，尤其是在大明来说。
巡抚监督一地官员，渐渐成了一地封疆；东厂提督监督锦衣卫，渐渐成了锦衣卫的上司。
戎政侍郎监督生产建设兵团，当然也就实际上成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把手”。如此，再加上戎政侍郎对于禁卫军司令有代皇帝行使的各项大权，所以京营的两个部分实际上都掌握在戎政侍郎手里。
但戎政侍郎本身只是个文官，他的职务是皇帝任免的，而与其他圣旨一样，这种任免需要内阁、六科的附署，于是文官集团也掌握了重要权力。
为什么京营改制这么大的事，在文官集团内部遭到的反对声音很小？原因就在这里了——文官集团是受益方，通过这次改制，文官集团彻底凌驾在了武臣包括勋贵集团的头上。
但这就有两点很奇怪了：一是高务实本身并不赞同“文视武如狗”的模式，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二是勋贵及武臣集团为什么没有反对。
第一个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只有两点原因：其一，高务实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现在不能让文官集团认为他是个“反骨仔”，他必须坚持表现出自己始终在为文官集团谋利，官场的道路才能走得下去。
其二，戎政侍郎虽然有这么大的权力，但事实上还是因人而异的。换句话说，他高务实在任，戎政侍郎就能完全凌驾于禁卫军与生产建设兵团的头上，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可一旦换了人，那位戎装侍郎还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说了。
理由何在？一是圣眷不同，二是对勋贵们的控制力不同。圣眷完全无需解释，对勋贵的控制力其实也不必过多解释：北洋海贸同盟是一方面，生产建设兵团的很多买卖和京华牵扯不断则是另一方面。
这是高务实对生产建设兵团的影响，他对禁卫军其实也有影响——禁卫军的军官们从戚继光这位司令开始算，其下一直到营级，哪一个不是高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