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官僚系统高度体系化的明代，皇帝本身就是官僚系统的最重要的齿轮，因此他对于官僚集团达成的公意通常都必须抱持肯定态度，因为如果他否定其他齿轮的意志，就可能导致官僚系统运转不良。
为了维护皇权而跟官僚集团敌对，从协调者变为对抗者，先不说长远来看是一种自掘坟墓的行为——因为其自曝了独裁者本质。甚至短期的代价就非常大，是很容易被官僚集团抵制乃至抛弃的——别忘了万历后期官员解印自去的风潮，以及崇祯后期孤家寡人的态势。
万历遭遇的是抵制，是因为国本之争而导致的一种君臣之间互相的“非暴力不合作”；而崇祯就更严重了，那真的就是被官僚集团给抛弃了，甚至不仅仅是文官，他竟然被武将集团也一同抛弃。把明朝这种体制下的皇帝做到那个程度，也是没谁了，死得真不冤。
当然现在的万历还没有遭到明显的抵制，因此这次廷推在他的谕旨之下，很快便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了。
即便是廷推阁臣，首先也是吏部先圈定人选。在某些强势吏部尚书掌权的时代，这个圈定人选是不容易受到其他干涉的。
不过现在么，就不同了。从严嵩之后直到如今，基本上都算是内阁强势时期，吏部方面只能紧跟内阁的指示行事。
而具体到眼下，也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吏部整体来说是实学派当权的状态。这当然有历史原因，主要就是当年高拱以首辅之尊兼掌吏部，由于他独掌铨务八年，导致吏部从此贴上了高党的标签。
如今的天官虽然是杨巍这个貌似中立而实际上的晋党，但反正在张四维丁忧之后，高党、晋党其实已经没法分家了——都是高务实说了算，因此吏部推出的人选当然会秉承高务实的意志。
只是，这次所谓高务实的意志也不是他的意志，这只是个妥协产物，唯一聊以**的是这次的妥协是申时行退让更多，高务实好歹还略占便宜。
不过这次吏部推举还是挺有意思的，高务实摆明了不给面子，或者说他真的贯彻了自己和申时行对话时表达的意思：这次的面子里子我都要拿！
因此吏部推荐的三个人选，几乎都和高务实有关。
这三个人选分别是王家屏、陈经邦、于慎行。
王家屏，山西人，不管他自己怎么看，在外界眼里山西人就是自然而然的晋党；
陈经邦虽然是福建人，但他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金榜二甲第七名，而那年的主考官是高拱，也就是说高拱是陈经邦的座师。当初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陈经邦才成为朱翊钧太子时期的第一批讲官。换句话说，他既是高务实的老师，又是高务实师兄……某种程度上有种代师授艺的感觉。
至于于慎行，他是高务实乡试的宗师，高务实的解元就是他点的。另外他们还有一个渊源：于慎行其实是张居正的学生。
当初张居正倒台之后，门生们由于地位大多都不高，倒没有怎么被高拱打压，而且其中爬得最快的梁梦龙现在还成了高务实的盟友，直接加入了实学派，因此于慎行的背景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来，三个人选里头除了真正打算推上去的王家屏之外，后面两人都是高务实和朱翊钧过去的老师——当然，王家屏后来也是做过讲师的，只是并非第一批罢了。
这个推荐送到皇帝手里的时候，并非表示现在就让皇帝拿主意，这只是第一次过目，之后如果皇帝同意，就会让内阁与“大九卿”廷推。
朱翊钧对这三个人选基本都还满意，因为三人都是做过他讲师的人，他对他们还算了解。
只是朱翊钧有些奇怪，因为按照一般情况来看，陈经邦和于慎行现在即便要简拔，似乎也就在尚书一级打止了，直接推上阁老好像还差了点资历。
他想了想，觉得吏部实际上的意思就应该是主推王家屏，否则不会把他排在首位。
朱翊钧其实也不清楚王家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晋党，他只是琢磨王家屏既然是山西人，那么把他补进内阁倒也算是不错，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当于顶了张四维留下的缺。
于是皇帝很快通知内阁，就以吏部报上的三位臣工作为廷推的举荐对象举行会推，看看大家都是什么意见。
有明一朝有“大九卿”和“小九卿”之分。其中“大九卿”就是六部尚书加上左都御史，再加上大理寺卿和通政使；“小九卿”则是太常寺卿、太仆寺卿、光禄寺卿、詹事、翰林学士、鸿胪寺卿、国子监祭酒、苑马寺卿和尚宝司卿。
有资格廷推阁臣的是内阁大学士和大九卿，因此高务实也没有资格参加，他只能老老实实等会推的结果——虽然这基本上不可能出现意外。
参与这次会推的，便是内阁大学士申时行、许国、张学颜、吴兑四位阁老，再加上吏部尚书杨巍，户部尚书沈鲤，礼部尚书徐学谟，兵部尚书梁梦龙，刑部尚书舒化，工部尚书杨兆，左都御史赵锦，大理寺卿李世达，通政使张孟男，一共十三人。
其余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