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公是浙江余姚人，本身就是著名的王学门人。不过他这个王学门人倒不纯是清谈派，还是做过一些事的。
比如其早年曾经弹劾过严嵩，疏文中抨击得很猛烈，以至于嘉靖览疏震怒，说他“欺天谤君”，被下诏狱拷讯，最后重责四十，斥为民。
赵锦于是家居十五年，到穆宗即位，被徐阶起故官。擢太常少卿，未上，进光禄卿。隆庆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破擒叛苗龙得鲝等。事毕入京为大理卿，历工部左、右侍郎。万历二年迁南京右都御史，一段时间后改刑部尚书。
此后他就在南京六部里头转圈任职，一直到郭朴与张四维权力交接时期，其在申时行的斡旋之下，这才调回京师出任左都御史。
所以简单一点说，他现在应该是申时行的得力臂助。
如此一排开就能看出，户部、兵部是实学派掌握的，工部也能基本掌握；吏部和礼部过去稍微偏向于实学派，但今后如何尚且存疑；刑部和都察院则可以看做是心学派的大本营，相当于实学派手中的户部和兵部性质。
高务实坐在自己兵部的值房中细细思索，忽然发现这个情况挺有意思：实学派喜欢掌握“做事”的权力，而心学派则更乐意掌握监督、审断的权力。
也是，做事多危险啊，一个弄不好就可能决策失误、处置不佳，结果引火烧身，承担政治风险。
监督就爽多了，我看你不顺眼就骂你，而且不仅有理由可以骂，关键是没理由我也能“创造”理由照样骂。骂完还不解恨，我还可以调查，调查完之后我还负责审断——这简直太爽了。
多亏了这些年首辅一直是实学派的人，皇帝也倾向于实学这边，要不然麻烦大了。
高务实很清楚眼下的麻烦：这次大舅丁忧，虽说抢在头前临时做了些补救措施，使得内阁中的实学派阁臣人数占优，但其实这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因为根本一项劣势并不能因此得到缓解。
那就是首辅。
首辅不再是实学派的人了，而是换成了申时行。
别看大家都是阁臣，其实首辅、次辅和群辅的重要性相差可是相当悬殊的。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高务实在后世可能记得某外国的首相是谁，但这位首相的内阁同僚们都有谁，他就多半一个都不记得了。
为什么？因为总会有一个人“负总责”啊！这在中国历史中就是所谓的“总揆”，也就是宰相的代称。而首辅，就是没有宰相之名的宰相，是天子以下唯一“负总责”的那个人。
不是每一个首辅都如李春芳，更不是每一个次辅都如当年的高拱。高拱在隆庆朝之所以能以次辅之身，行首辅之实，一来是他圣眷无双，二来是李春芳个性太软。
然而在当前的局面下，申时行的个性可不同于李春芳，申时行实际上是外柔内刚，而且他是个有手段的人，几乎就是昔日徐阶的翻版。
至于说圣眷方面，这局面就更糟了，因为许国的圣眷恐怕还不如申时行——当初朱翊钧做太子的时候，高拱和朱希忠是文武两个“知太子经筵事”的大臣，而实际上充当“班主任”角色的“同知太子经筵事”则正是申时行。
按照这个角度来看，真正能和申时行在圣眷上扳一扳手腕的人，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他高务实。其他人，哪怕是当时就充当过太子讲师的那一票老翰林们都要往后再靠靠，其中也包括许国在内。
这就有点尴尬了，因为高务实虽然在圣眷上不虚申时行，可他毕竟不是阁臣，没法和申时行在同一个战场上交锋——我内阁之中商议阁务，你高某人难道能进来？我是请你出席了，还是请你列席了？
所以，身份上的差距使得高务实其实“够不着”内阁中可能出现的争锋，他顶多只能事前事后去找皇帝，如果皇帝愿意出手“降维打击”那当然一切好说，但皇帝万一要是觉得不方便出手呢？
更何况，圣眷本就是一种多半以感情来维系的东西，如果高务实动不动就去找皇帝解决，皇帝会不会迟早有一天觉得厌烦？这也是不得不考虑的事。
同样，这也正是高务实长期以来一直执着于帮皇帝解决麻烦，而不是给皇帝带来麻烦的主要原因。
圣眷是要长期坚持维系的，如若不然，再强大的圣眷也终究会衰减，直至消失殆尽。
维系圣眷，首要的一点自然是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高务实现在的本职工作是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戎政，这个工作要简单也简单，要难也难。
如果要简单点，高务实可以找勋贵们想点办法，精挑细选凑出一支人马来好好操演一段时间。也不必要求他们真能上阵打仗，只要把阵型练得整齐些，可以搞出一场看似威武雄壮的大阅来，这事就能忽悠过去。
到时候请朱翊钧亲自参加大阅，反正皇帝又不懂带兵，看着受阅部队好像整整齐齐、精神焕发的样子，自然就该龙颜大悦了。
然而这样的工作效果显然不能让高务实自己满意——我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