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八年，高务实以新科状元入翰林院，在一众大佬的挂名之下，实际主持纂修《大明会典》，其会典之中正有提到恩荫制度之处，并且根据嘉靖、隆庆两朝时内阁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查档案)，对过去不曾明确的“文臣荫武”问题作出了规定性说明：
“凡恩荫世袭，文、武大臣及总兵参游以下将领剿贼，如遇大敌，能运谋设伏，冲锋陷阵，建立奇功者，抚按分巡官覈实具奏，兵部题奉，钦依升职荫子，有世袭字样者俱准袭。”
此条首次明确了文臣恩荫武职的军功原则，并开列上报的审核程序。该法令不见于正德版《大明会典》中，系嘉靖朝以后渐成之例，在万历朝被确定(这是个史实)。
说完这些，就到了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为什么文臣荫武的势头会止不住？
为什么皇帝不怀疑荫官武职的文臣之后？
第一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是：问题出在爵赏困难，不足以酬功之上。
明代异姓军功爵位只有公、侯、伯三等，相比中国传统的“五等爵”已属缺制。而自明代开国伊始，绝大多数勋爵即由武将受封，文臣得封爵者屈指可数。
嘉靖以后虽边事迭起，文臣督、抚多亲历疆场，但勋爵册封却又趋于停滞。
其实，朝廷视封爵为重典固然不错，但过度地吝惜爵赏，反而会使得大臣丧失为国效忠的进取心。
对此，很多人也提过意见、建议，比如陈子龙就提出恢复“五等爵”以振奋军心：
“今天下奋智亡身，趋功名，为天子去所恶，则莫若轻封爵矣……今天下之患，人轻上位而意无求进。圣王设所慕以系其心，以其事异而名重也。夫爵，权物也，滥则重之，以示有尊也；旷则轻之，以示能臻也……今莫若复子、爵为五等，而余悉去不置，明等危、汰冗杂也。”
然而有明一朝，国家大政多系朱元璋以“祖制”名义构建，僵化不可变通。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化的文臣荫子武职，由于有军功推戴、子孙世袭的性质，在一定意义上代替了文臣封爵的政治功效与政治意义，成为朝廷酬答功勋文臣的重要形式。
这种制度的关联性虽然没有开列于典制，却为时人默认共识。
如前文所述，弘治朝就有于谦之子于冕题请再荫于谦后代武职之事，其实他当时就并列援引前朝兵部尚书王骥封伯与兵部尚书马昂、白圭、程信、余子俊等荫子锦衣之事例，作为乞请理由。
类似的将荫子武职比附为“次级”封爵，或“准封爵”制度的观点，在明代中后期广泛流行，如沈德符在编撰《万历野获编》时，就把有关文臣荫子武职的《世官》条及《补荫》条纳入《勋戚》卷中。
明代公、私文案典籍中径称文臣荫子武职为“延世之赏”、“延世金吾”，也是比附公侯伯“世爵”称谓而来。
举个例子，嘉靖初年，廷议王守仁封爵事宜，群臣就曾上奏云：
“夫封爵之典，论功有六：曰开国，曰靖难，曰御胡，曰平番，曰征蛮，曰擒反；而守臣死绥，兵枢宣猷，督府剿寇，咸不与焉。盖六功者，关社稷之重轻，系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报之。至于死绥、宣猷、剿寇，则皆一身一时之事，锡以锦衣之荫则可，概欲剖符，则未可也。”
这段话说的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军功大者封爵，军功小者荫子锦衣，可谓是点明了“荫武”与“封爵”之间存在的制度关联性与补充性。
嘉靖初年，时任兵科给事中的夏言等人，奉命查勘前朝武职冒滥状况后奏报，其奏疏中先论洪武“开国”、永乐“靖难”公、侯、伯册封情况，表前朝“慎重名器”之意，紧接其下陈述锦衣卫职官“额设”职官名目，并痛陈“自正统后，贵妃、尚主、公侯、中贵子弟多寄禄卫中，递进用事”，及“正德间，奄宦擅权，贵倖子弟以奏带冒衔锦衣者尤多”的弊政，甚至隐然有将勋、戚、文、武、内各类大臣的荫子锦衣都比附为封爵之意，可见荫子锦衣，在大明的政治褒奖机制中的地位作用。
王崇古在俺答封贡时，是边臣首功(他是时任宣大总督)，家里得几个荫官理所当然。
高拱那就更不必说了，因为他的各种功劳，高家得到的荫官名额到现在居然还没用完——晚辈不够了。
所以这个“文臣荫武”的趋势止不住，也不可能止住——德懋懋官，功懋懋赏，那些大臣的功劳摆在那里，但他官也不能升了，爵又不能加，不荫官子孙还怎么弄？
而说到皇帝不怀疑这些荫官的文臣之后大多塞进锦衣卫，却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最根本的一条是，大明的文臣还没有造反的先例——你非要说胡惟庸那就没意思了。
在这个基础之下，便可以论及其他方面，其中又有一个趋势问题。
明代官场“自分缙绅、介胄两途”，文官铨选以科举为基础，武官铨选以世袭为基础，所谓“国家所以驾驭文武者，惟擢用与承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