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明代的真河套地区并不适宜耕种，适宜耕种的其实是黄河以北方向，套外的丰州滩一带，而其利用的也是河流灌溉。河套内的鄂尔多斯附近倒是水草丰美，但因降水量不足，更适合放牧，而不是耕作，这附近就是明代“套虏”经常活动的地区，也就是清代射兔达人康熙一天射兔三百只的地方。
这下子，基本上就能解释为什么明人不占据河套了：一个不适合耕种的地区，一旦占据了这里，就需要源源不断的提供军需物资，满足驻军需要。而对明朝来说，这是一块无法自给自足的地区，将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
明初设置的大宁卫，也是一个无法自给自足的地方，不得不耗费内地四省之力供给，所以缓过来看河套，如果占据河套的话，也必然会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
如果真想占据，那就还不如去占丰州滩，也就是前套。
然而问题在于，前套本身也是一块耕种飞地，与传统汉地之间相隔有点远，并不直接接壤，其与山西方向防御重点的大同、宣府之间隔着大片山脉，不管在军事上还是战略上，都存在很多问题，如果长期驻守的话，当地守军很容易变成一只孤军。因此有明一朝虽然曾派军偷袭，把大板升城烧了一回，但并没有占据此地的意图。
以上只是地理问题，干脆再说一下放弃河套一事。
其实明朝根本谈不上放弃不放弃河套，因为有明一代从未实际控制过河套，何谈放弃？
事实上，河套地区在明初之时，只是个没人关心的无人区。明初，鉴于元朝势力北撤后，河套内的蒙古人数量稀少，于是就直接采取了将河套内尚存的人或驱逐、或迁移内地的简单粗暴政策——“四年，大将汤和兵攻察罕脑儿，擒猛将虎臣镇军将谢成等降其众，并省入内地，河套遂墟”。
也就说，仅存少量部族也被迁入内地，人为制造无人区，搞成了一个军事缓冲地带。
后世很多人，可能也包括明、清时期的某些人，都以明朝放弃东胜卫视为明朝放弃河套，其实这个认知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式的认知错误。
东胜卫设置的地方也在套外，就是丰州滩附近。事实上在明初，这里一只是作为山西防御体系的一环，作为明初弹性防御体系中，大军从山西出征的前哨站，本身就不是为了防御和控制河套所设置。
因此，裁撤东胜卫这件事与河套也没什么关系，只不过是战略调整罢了。明初洪武和永乐年间，即不可能预料到土木之变，也不可能预料到套虏之患，朱元璋和朱棣能打是不假，但毕竟不是神仙。在他们那一代，因为河套是个无人区，事实上根本就是不需要设防的。
只不过当数年之后，鞑靼被瓦剌压迫，不得不迁移到河套地区形成了套虏之患时，明人才回过头一看——卧槽！东胜卫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就放弃了？河套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就被放弃了？
另外，很多后世之人，甚至包括明人，都喜欢用汉唐做比，来说“恢复河套”。而实际上大明并不是很适合用汉唐来对比，因为随着经济重心南移，首都已经不在关中而在北京(这话其实也不准确，实际上明人心中的第一首都是南京，所以后来崇祯死后，很多官员跑去南京自杀或者继续抵抗)。
简单的说，由于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心转移，河套对中原的战略威胁已经远不如汉唐时期那么巨大。毕竟，河套是可以直逼陇右关中的存在，而明朝统治中心不在关中，并没有像汉唐那样的动力一定要夺取河套不可。如果要夺取和控制，唯一的理由也不过是地图开疆，拿民脂民膏搏功名罢了。
曾铣怎么死的？内部权力斗争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这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在高务实看来，河套本身的作用不大，顶多能当个养马场，但汉人又不大喜欢养马(亏本买卖，不如种地)，强行逼迫汉人养马，结果就跟河北养马一样，一开始还没什么大问题，过个几十年就民怨沸腾，不仅马养不出几匹堪用的来，民间的骂声还巨大无比，甚至动不动就搞出一批接一批的响马盗，成为当地治安的乱源。
河北现在的响马近乎绝迹，可不仅仅是京华的骑丁收了官府的钱打击效果特别好，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高务实控制了百里峡马匪、打通了和土默特做买卖的通道，于是官府方面把民间养马的压力一点点释放掉了，到了最后封贡完成，互市大开，河北民间基本没有了养马的压力，于是马匪也就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高务实一直认为很多事不需要靠打仗解决，实际上就像行医一样，你光治标，这里治好了，那里又坏掉，医生看起来很厉害，总是药到病除，其实有什么用？不如直接去其病源，那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
治国这事儿，当扁鹊是没用的，扁鹊的大哥才厉害，实在不行的话，有扁鹊他二哥的水平也能凑合用啊。
但现在恰台吉这话就有点让高务实担心了，别是丰州滩一带的前套后套也要水土流失了吧？
不过再转念一想，又有些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