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党固然还在，但高党的威势却不能只靠扳倒凌云翼这件事情来维持。
此番高务实之所以在郭朴和张四维两位都不太认可的情况下坚持对凌云翼穷追不舍，非要痛打落水狗，除了知道朱翊钧正处于青春叛逆期，脾气有点大，所以只能顺毛摸这个因素之外，主要就是考虑到高党在失去高拱这个真正的核心人物之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表现得太缺乏朝气了。
当初高拱在的时候，一项项的改革措施有条不紊地推进，既稳定又坚决，取得的效果也相当喜人，高务实对当时的变化是非常欣慰的。
但高拱一死，情况就开始起了变化。刚开始的时候，郭朴还是颇有干劲的，毕竟他接手的时候，朝廷大局几乎可以说是一切向好，他当然也想锦上添花，让国势更上一层楼，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有些不对劲了。
首先是高党内部开始出现了不够团结的苗头。这要分两个部分：一是高拱此前的嫡系人马生出了离心力，也就是以高拱门生为核心的这个群体，开始各有各的打算，虽然平时看起来还能以郭朴的意思为主导，但免不了有时候出现一些拖拖拉拉甚至阳奉阴违，这就导致郭朴的号令出现一些“运转不灵”，十分力使出来顶多有七分落到实处，甚至个别时候只剩三分力起了效果。
二是以张四维为新领袖的晋党在高党内部自成一派，同时还让不少陕西籍的官员左右摇摆，有一种随时可能晋陕同盟、自立门户的感觉。马自强以前是陕党的首脑，他死后陕党没有足够声望的领袖，而马自强家族一贯与张四维家族交好，因此陕党人士倾向张四维合情合理。
这就导致高党内部形成了一个实际上的二元体制，郭朴有“名分”在，是以老友身份继承了高拱的遗志甚至职务，所以高党的嫡系骨干名义上还是尊他为首，然而这些个嫡系对他的忠诚显然是有保留的；张四维那边也不差，他的嫡系晋党稳如泰山，还有陕党作为盟友，同时又是公认的高拱接班人，不少高党官员认为反正自己这些人迟早要以张四维为尊，那肯定迟投不如早投，也好混个元勋。
除了高党内部不够团结，郭朴还面临外部困难。外部困难也分两个方面：一是皇帝对他的态度虽然也很尊敬，但仍然能看得出来，这种尊敬是不如当初对高拱来得那么真实的。这一点看似问题不大，但郭朴知道，一旦到了关键时刻，这就是一个致命伤——先帝当年只说过“凡有事不决，问高先生即可”，可没说问郭先生啊！
萧规曹随，萧何与曹参当然都是一代名相，可世人谁会真的认为曹参能与萧何五五开？
如今的形势也差不多，高拱好比萧何，他郭朴则好比曹参。人家的功绩是明摆着的，死后的尊荣更不必说，都“文正”了啊！别人有任何质疑都只能吞进肚子里憋着，否则就是跟天下文官作对——李东阳难道一辈子就没有做过一件错事？可人家成了李文正公之后，天下还有谁敢说他的不是？
为逝者讳，为尊者讳。人家既是逝者，更是尊者——都尊到文臣之极点了，那自然不好都是好，还有什么好说？
郭朴的麻烦在于，如果他想要赢得跟高拱一般的尊崇，他的功业甚至要比高拱更甚，但这又根本办不到——且不说能力，至少手底下的人就远不如高拱时代那么听话啊！
要是郭朴能年轻二十岁，或许还有干劲来争一争，可他实际上年纪比高拱还大，过个两三年就到了致仕的时候了，还争得了么？
于是郭朴只能退而求其次，只要皇帝还能有眼下这样的表面尊重也就是了，别的那些就不要强求了。
而除了皇帝这一块，剩下的就是与心学一脉的关系问题了。
后世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实学与心学都是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不同流派，实学的精神内核是崇实黜虚、实事求是、经世致用；而心学是宋明理学中主张以人的心性作为宇宙万物本原的学术流派。学界比较多也比较万金油的看法是：实学与心学既有交融，也有背离。
甚至有很多的学者经常讨论一个问题，即心学是不是也该算作实学的一种。因为陆九渊、王阳明开创心学的初衷，其实也是为了崇实黜虚，促进社会的道德实践。
但实际上这个说话过于理论化，而且无视心学发展的实际走向了——因为心学在发展过程中，很快就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现象，即心学后人走入了空谈性理、不务实效的“虚玄”之途。
黄宗羲后来就指出：“儒者之学，经天纬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侧身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
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
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
而王夫之说得就更直白了：“王氏门徒……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