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的考课法，与张居正的考成法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高拱并不是把某地官员每年必须完成的事项全部定义出固定标准。
虽然，该地官员每年有多少件事情是必须办的，这一条考课法与考成法是一致的，但一些细节处却很不同。
比如考成法要求某地上缴的税额，基本是一成不变的，朝廷一旦规定你这个府今年交多少税，那么张居正就只看你这个知府交没交足这个数，交足了就是考成合格，交不足就是不合格，基本不问其他缘由。
高拱的考课法就不同了，他结合了此前高务实给他的建议，采用了一种浮动数值的考量方式。就随便以武昌府来举例吧，其具体操作方式是：先把武昌府前十年的缴税总额算出来，取一个年缴税平均值，然后以这个平均值为基点，明年武昌府的缴税额超过了这个平均值，那就至少算是合格，如果超过了5%，则算良好；超过了10%，那就算优秀了。
但这只是考课法所考的其中一项，同时还要综合其他项目来评价，比如说地区稳定。地区稳定是个大项目，其下又包括民变、骚乱、土匪、流寇、杀人案、抢劫案等各类治安事件的考察。
当然粗略一点来说，可以概括为“经济(赋税)要提高，动乱要减少！”
这就狠了。
按照大明或者其他封建王朝的一贯规律，所谓提高赋税，方式无非就是压榨得更狠，而压榨这种事，最后十有八九都是平头老百姓倒霉，然后就是官逼民反、社会动荡。
现在又要提高赋税，又不能搞得官逼民反，否则都是考课不合格，因此考课法刚刚推行的时候，大明的官员一时之间都有些发懵，这他娘的要怎么搞？
那段时间，高拱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各种弹劾、申诉如雪片一般飞往通政司，堆满了内阁，连两宫都不得不私下宣召高拱问明情况。
但高拱是何等样人？他认定了的改革路线，哪能因为一些弹劾、质疑就半途而废？
天官一发威，官帽落成堆！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许多上疏之时言辞激烈的官员就吃了大亏，革职候勘、回籍闲住、冠带闲住、降级贬官、降调外任、调外任……各种轻重不一的处理决定，以圣旨的名义从吏部发往各衙门、各地方，全天下的大明官员都充分见识了顾命首辅的威严！
眼见得硬扛不是办法的大明官员们，不得已只好另觅他法，开始真正琢磨起怎么完成这个该死的考课法来。
这时候，高拱的各种私信又开始寄往各地。私信政治是大明内阁制的一种特色，就是辅臣不通过正式途径下文，而通过私信的方式告诉或者暗示地方官员该怎么办，这其实是内阁大学士不能真正成为宰相而不得已行之的一种变通办法。
然而，红头文件不如领导打个招呼，古今一贯如此，所以高拱的私信效果奇佳——收到信的官员们顿时就知道首辅大人的意思了：收商税啊！
农民起义在中国见得多了，商人起义在中国有吗？
君不见嘉靖朝最大的海商(海盗)五峰船主汪直都心心念念想着被朝廷招安吗？
几十年后还有个更牛逼的海商郑芝龙，一样是想方设法觅招安呢！
各地的地方官员得到暗示，心领神会，虽然明知道动商人的蛋糕会有不小的麻烦，但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却也不得不想办法动上一动了！
不过，这些官员也分不同的情况，但凡是自家家境富裕的那种，一般来说动得就比较轻微，略微加一点点商税意思意思也就是了，因为他们只要稳住乌纱帽不掉，反正也不是很缺钱。
如果是那种寒门学子出身，家境一般的官员，通常就更有往上爬的意愿，动起手来刀子就下得比较狠。不过这么做也有危险，因为碰到某些地方商人或者经常卖粮的富绅势力较大的时候，可能会酿成一些小骚乱。
不过还是那句话，他们也就敢搞点什么聚众抗税、聚众罢市之类的名堂，在考课法中虽然也要扣分，但比出现民变、造反之类的情况扣分轻得多。
这些官员事后一计算才发现，一年哪怕出现三次这种罢市之类的骚乱所扣的分，也不如多收税所加的分多啊！那还犹豫什么，加啊！
当然大家也是会算账的，知道一年不能加得太多，因为今年加多了，明年想要超过今年这个基数可就难了。
于是，仿佛市场调节的大手一般，很多地方衙门都开始逐步而缓慢的开始加收商税，不求多，但求稳！
既然各地都加，那湖广当然也加。但是，商税的比例好加，商业规模的总值却不好提高，如果总值不提高，那商税想要连年增加就难办了，势必造成商人压力越来越大，慢慢地说不定做生意的人都会越来越少，那就麻烦大了。
所以，提高商业总值也就成了地方官必须考虑的问题。湖广虽然既有棉布又有丝绸，但规模却没法跟江南一带相比，所以要论优势产业，数来数去还是粮食。
怎么提高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