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云山雾罩，右边云山雾罩，偏偏自己还在独木桥上为难的人，生怕往左是悬崖，往右仍是悬崖的，可不只是陈洪一人。
至少殷士儋现在就和陈洪同病相怜。
但其实，他只是心情与陈洪相差仿佛，都是觉得自己身不由己，却又无力改变。实际情况还是颇有区别的：陈洪在推荐殷士儋入阁之前，到底是一直“挂名”在高拱的内廷盟友一栏里面的人，虽然由于他自己贪图殷士儋的“进献”，生生把自己和高拱的关系给搞僵了，但由于他的情况和冯保不同，不至于会威胁到将来的大局，所以他一露出愿意痛改前非的态度，无论高拱还是高务实，都不介意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所谓政治家要尽量避免个人情绪，表现就在于此。虽然陈洪这样的表现，二高都看不上眼，但在此时此刻，他们却都不会计较。
当一个人的利用价值暂时还大于其危害性的时候，他就还是安全的——至少，在对方是“政治家”这个层面的时候，他就还安全。所以陈洪突然发现情况不妙，连忙开始火急火燎地重新向“高党”靠拢，高拱可以同意，高务实也不会反对。
孟冲也好，陈洪也罢，甚或再来一百个宦官，高拱和高务实都不会太在意。他们在意的只是冯保一人，因为只有他，才是太子的大伴；因为只有他，才有可能在将来太子登基之后，有成为第二个王振、刘瑾的机会。
说到底，高拱、高务实要针对的，其实并不见得就非得是冯保这个具体的人，而是“太子大伴”这个身份。冯保的个人特性只不过让他们更加确信这种威胁不是仅存于想象罢了。
而殷士儋的情况和冯保其实并不相同。
殷士儋有时候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自己和高拱的关系始终不睦，实在是由于天意弄人。
最开始的时候，高拱、陈以勤、殷士儋、张居正皆为裕邸讲官。从资历和裕邸侍讲时间的长短来看，殷士儋和高拱、陈以勤是不能相比的，而同张居正则有可比性，二人同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同选庶吉士，同一座师徐阶。
按理来说，同样作为裕邸讲官，殷士儋比张居正既早且久，但由于张居正是首辅徐阶的得意门生，不断得到师相的提挈升迁。所以隆庆初，今上以登极加恩、提调藩邸讲官诸臣，张居正便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资深的陈以勤同时入阁，而殷士儋则仅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
其后四年，也就是前几个月，殷士儋才以重新爬上司礼监秉笔之位的陈洪之援，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入阁办事。
这件事里面其实不光是通常意义上的权钱交易，还有一点内幕：此前殷士儋任礼部尚书时，陈洪重新爬回了司礼监秉笔之职，然后乞请给父母赠官(明朝太监甚至可以自称为臣，所以赠官于父母并不少见)，这件事当时殷士儋赞同了，并上请特旨得封，于是后来陈洪推荐殷士儋亦以特旨入阁。
这是一桩官宦之间的政治交易，虽然中间殷士儋还给了钱——毕竟活着的阁老比死人的赠官值钱嘛。
外界有人以为殷士儋与高拱不睦，原因是他抱怨其入阁首辅不援不荐，但其实这只能怨徐阶、李春芳——徐阶是殷士儋的恩师，李春芳算是他的师兄，他们两都不卖力，凭什么要求高拱来出力呢？要知道，高拱本身就不喜欢徐阶、李春芳那一派人光说不练的做派呢。更何况，从做首辅的时间来看，徐阶和李春芳两个把持了首辅好些年，多的是推荐殷士儋入阁的机会，而高拱这才做了多久的首辅？
实际上，殷士儋的麻烦就在于这里——他是徐阶的弟子、李春芳和张居正的同年，高拱信任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和徐阶、李春芳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即张居正是个能做事的人，而殷士儋不是，他本质上来说也是个嘴炮党，文名的确有一些，实际政绩基本找不出来。
于是殷士儋就悲剧了：他既得不到徐党的支持，也不到高拱的信任。
甚至，他还不能向陈以勤那样做个中立派，因为在徐党看来，我就算没大力支持你，可你毕竟是我徐党之人，你不站在恩师这一边，莫不是要坏了规矩？而在高党看来，你殷士儋既然铁了心要走徐阶的老路，自己又没有什么治国理政的本事，那你就不要来内阁添乱了。
原本若只是如此，殷士儋拉下脸面通过中旨入阁之后，高拱也懒得计较，反正你不坏事就行。但是，高拱小看了张居正的手段。
殷士儋刚一入阁，碰巧张四维生病告假，张居正就找上了门，跟殷士儋密谈了半夜。
张居正告诉殷士儋，说早先自己曾向李春芳建议，推荐他殷年兄入阁，但李春芳畏惧高拱，没敢答应。
殷士儋有些不理解为何张居正要用“畏惧”来形容李春芳当时的心态，于是便问他。
张居正一脸诧异地反问殷士儋，说高拱想让张四维入阁，事情都这么明显了，难道年兄没有注意到吗？
殷士儋“恍然大悟”——高拱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