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郭朴对张居正的了解颇为深刻，不过可能也正是如此，他对张居正的感官似乎并不太好——高务实注意到，他刚才几次称呼张居正，都是“张白圭”。
白圭是张居正的小名，或者说原名——居正反而是后来改的。郭朴直接以小名称呼张居正，显然是对张居正的为人处世颇有些不以为然。
张居正在后世一贯以大改革家的光辉形象示人，甚至有人说他是大明唯一的大政治家。高务实对此的态度一贯是翻白眼——张居正的确是政治家，也是改革家，但后世对他的过度拔高，已经到了完全不顾事实真相的地步，这就完全不能让高务实信服了。
甚至对于隆万大改革，张居正作为延续隆庆、高拱改革政策的政治家，不仅没有真正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反而在一些施政中明显出现“用力过度”的失误，高务实甚至觉得后世对他功绩的最大吹捧点“给明朝续命数十年”都有些难副其名。
前文中就有说过，从国家大政的角度和层面来说，强行在全国铺开一条鞭法就是典型的用力过度——富庶得接近资本主义初期水平的南直隶苏杭一带，与贫瘠且连年遭灾的陕西有什么可比性，居然能一刀切的搞一条鞭法？
这是续命，还是饮鸩止渴？难说。
至于考成法，也同样如此——在下层行政单位尚有许多问题堆积而未曾解决的时候，提高行政效率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这种时候张居正强行以中枢的名义勒令提高行政效率，只能导致整个行政体系的不安，造成文官集团内部的割裂，一部分人为了逢迎张居正，只能加大对老百姓的压迫，以满足“考成”，另一部分因为不肯过分欺压民众，无法完成“考成”，于是被张居正清算、打压，继而成为朱翊钧后来反攻倒算张居正的主力。
这是续命，还是饮鸩止渴？难说。
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张居正真正执掌大权之后的风格：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用人行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这样一来，一些阿谀奸诈的小人往往得到重用，持不同意见者则受到排挤打击。凡是得罪过张居正的朝廷大臣，无一不被降级、罢职，甚至受刑、入狱，招来杀身之祸。
这种以一己之好恶、个人之是非为准绳的用人方法，既对改革的进行造成了困难，也给改革的失败埋下了危机。
事实上，善于讨好张居正的人，并非都真心拥护改革，如得到张居正提拔重用的张四维，在继任内阁首辅之后，即随万历亦步亦趋，对改革进行清算——而事实上，张四维本来就是高拱一派，若非高拱倒台，他势必也要进内阁辅政。
但张四维也是久经官场打磨之人，所以在高拱倒台之时，他隐忍了下来，蛰伏于九幽之下，在张居正面前表现得“如循吏”一般，这才获得张居正的认可，认为张四维已经服软了，于是得到重用。
此外，重权在握的张居正，尽管在晚明的官场中其实不算大贪巨贪——至少比他的老师徐阶强多了——但也并非完全清白。他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为家人谋求功名，长子为状元，次子在会试中本来名列二甲，神宗任意将其移入一甲二名，张居正也坦然接受。
上梁不正下梁歪，万历以后科场舞弊严重，显官要员的儿子很多成为进士，导致人心不服，议论纷纷，乃至风气败坏，张居正是有很大责任的。
另外他的家人在湖北老家也是横行一方，收受贿赂。张居正其实十分清楚这种情况，还写信要求当地官员对此严加管束，然而本身却未能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甚至明确表示自己作为儿子管不了肆意妄为的父亲，因此也难免招致他人指责。
在高务实看来，领导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本来就是满途荆棘，困难重重。张居正本人又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用人不当，树敌过多，再加之不能严于律己，约束家人，因而其结局只能是人走茶凉，人亡政息，不仅身后声誉一落千丈，十年经营也随之付诸东流。
高务实之所以千方百计要保住高拱，首先固然是因为高拱是自己的三伯，只要他能不倒台，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给自己留下雄厚的政治资源，有利于自己将来继续推进隆万大改革，而不出现张居正和万历那样的师生反目、人亡政息，可这并不是唯一的目的。
高拱虽然也有些独断专行，但至少他听得进劝，虽然平时看起来性子急，但施政反而很是小心——这从他对开海通商和推广一条鞭法的都要分步、分区推进就可以看得出来。
另外，前一次高务实向他建议，把地方官升迁的条件与地方经济发展(实际上高务实只提到收税额度，详见本书前文)挂钩，高拱就表示那可能导致小民受盘剥过甚，于国家稳定或有影响，甚至在高务实提出收税额度和地区稳定同为考察标准后，高拱仍然谨慎的表示需要缓行。
这才是大政治家应该有的大局观和谨慎心。
国家大政不是儿戏，不是自己在家里一琢磨，拍拍脑袋就可以让人奉为圭臬遵照执行的。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考虑周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