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用以说服黄孟宇的观点，说穿了就是：若战，你就要时刻担心边军有失，一旦战况不妙，就要给边军背锅；若和，你就可以高枕无忧，安安稳稳地做着一方镇守，待资历熬足，自然回京重用。
黄镇守显然不是侠之大者，不会考虑为国为民这种事，他听得高务实这一番分析，马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要和！
这有什么好选择的，当然是自家的位置坐稳才是硬道理，凭什么咱爷们要给边军背黑锅？那些仗又不是咱爷们去打的！
不仅如此，聪明伶俐、举一反三的黄大镇守还无师自通的“想明白”了内阁众大佬和王崇古、方逢时等边臣主和的缘由：要是仗打得不好，我这个大同镇守固然跑不了，可是他们也有责任啊！吃了败仗，地方督抚固然是指挥失当，而朝中阁老，那也是用人不察啊！
既然是这样，那所谓先帝明旨什么的，不如还是当个屁放了就好。至于万岁爷爷那边，倒是用不着他黄大镇守操心，阁老们自然能说服他——把汉那吉请降受封就是明证嘛。
黄孟宇既然没有意见，德胜堡这边就算是统一思想了，反正马巍等人也没有说话的份，于是高务实的奏报立刻呈转到了大同，已经赶回大同坐镇的王崇古、方逢时与钦差正使程文一道，立刻各写奏章，随高务实的奏报一起往京城送去。
与此同时，把汉那吉也由马芳亲自率军护送前往德胜堡。
不数日，高务实的《请议封贡北虏事宜疏》抵京，疏中言：“历查嘉靖二十九年开市之议，始因北虏各酋，拥犯蓟镇。执马房内臣杨淮等九十二人许以奏请开市，得释生还，既而紏聚驻边，累言要挟，动称不许则入抢，词甚悖谩。当旹边臣具闻。
先帝初未允许，既而大发帑银三十万为修战具，擢咸宁侯仇鸾为大将军，声示挞伐。鸾握重兵出边捣巢，遇虏失利。畏虏复犯，乃遣家人时义等远出漠北，阴赍金币厚媚俺答，许请开市……先帝既诛仇鸾，以构虏严垂禁旨，以复容开市者斩，盖深恶鸾之媚虏欺罔，大误边计也。
今且二十馀年，诸虏侵犯无常，边臣随时戒备，何敢重蹈覆辙，媚虏请市，以故违禁旨，自陷重辟耶？所以能制虏顺内者，亦恃我能御之耳，且虏势既非昔强，我兵亦非昔怯，虽不能穷追以灭虏，时出捣剿以宣威。虏虽尝纠众而深入狂逞，天即降罚，而人畜死……”
这一段说的是当年的情况和这次不同，也就是高务实与黄孟宇说的先帝时与今日不同，先帝时敌强我弱，如果同意互市，则弱了天朝名头；现下却是敌弱我强，同意互市乃是我天朝上国的泱泱大度……
这个说法当然不是高务实的心里话，但他知道必须这样说，因为他不为嘉靖开脱不行，如果不为嘉靖开脱，那隆庆就不好答应封贡了，不然就是不孝。
但是光这样说肯定还不够，于是高务实接下来又讲了通贡互市的好处，譬如蒙古物资短缺，如不互市则无法生存，无法生存则只能南下抢掠等等道理。
这就够了吗？还是不够，所以高务实接下来又找先例。
他在奏疏中继续说道：“及查得国初，北虏原有通贡之例。正统初年，也先以克减马价而称兵，载在天顺日录可查。夷种亦有封王之制，如哈密忠顺王，原以元种，圣祖封之哈密，以为我藩篱。后为土鲁番所执，尚取其子养之肃州，收其印贮甘州库，先臣王琼处置土鲁番奏议具存。其弘治初年迤北小王子繇大同二年三贡，前抚臣许进题允，志刻见传，夫揆之时势，既当俯从。考之典制，非今创始。堂堂天朝，容夷虏之来王，昭圣王之慎德，以传天下后世，以示东西诸夷，以光中兴之大烈。以觐二祖之耿光，实帝王之伟绩……”
这就是找历史根据了：陛下你看，祖宗何其英明，不也照样封过“夷种”为王吗？您现在这么做，也是有章可循的……简而言之一句话，这么做简直英明神武之极。
高务实做了大半年的太子伴读，平时又经常与高拱谈论这些事情，当然知道隆庆与其父嘉靖不同，这是个很务实的皇帝，但让他随意更改祖制却很难，所以高务实才找出这些历史来佐证自己这道奏疏并非擅改祖制，恰恰相反，这正是遵循祖制……
当然，这道奏疏与其说是要说服皇帝，其实更多的是要说服那些主战派，给皇帝答应封贡创造条件、抢夺舆论制高点。
这是高务实“为官”以来的第一道疏文，此前他从未有过任何上疏。当然，他原先无品无级，连青色官袍都是皇帝特旨才得以穿着，不上疏是很正常的事。而这一次，他是由于身负皇命，乃是钦差身份，又恰巧赶上俺答大军压境，亲历了此事，所以有此一疏，朝中即便有人不满，也不好说什么——你总不能说圣上的钦差连上疏言事都不行吧？
而随着高务实的上疏一同抵京的，还有王崇古与方逢时的上疏，他二人的上疏从内容上来说大同小异，不过相比高务实的上疏而言，他二人因为是当事官员，所以说得更仔细一些，主要笔墨都集中在“如何封贡”上了——毕竟他二人是先收到了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