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前世曾经在电影中听到过一句让他爱恨交加的话：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
这句话，其受爱，是因为它真是一句大实话；其遭恨，是因为它让很多人感到难堪。
高务实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他曾在听到这句话后反思过自己：我是不是也只看利弊？
后来他得出结论，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只看利弊”。但实事求是的说，面对事情，他也的确会首先分析利弊，至于对错，多数时候只有在“利弊”影响不那么大——至少不是生死攸关的时候才会坚持。
这让他颇有些懊丧，却又无可奈何。毕竟，纯粹的对错观无法指引人走向成功，只有适当的与利益做妥协才行。
尤其，他是一个从政的人，而政治本就是妥协的艺术。
阿克顿说：“妥协是政治的灵魂，如果不是其全部的话”。达尔也说：“皿煮依赖妥协”。
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要不然，高拱何必跟徐阶一党妥协？直接摁死不就完了。
可是政治斗争的背后，无疑不是由利益在驱动。只是这些利益，有的偏重于个人，有的偏重于国家。
高务实从来不觉得谁应该完全舍弃个人的利益来满足国家，那几乎也不可能——即便你清如海瑞，谁知道你是不是不重钱财只爱名声呢？名声也是利益呀。
可是，他又同意另一个看起来南辕北辙的观点：如果国家的基本利益被众多个人利益完全侵蚀，则这些个人利益最终也都保不住——历史上的大明不就是这么被东林党及其幕后的利益集团给坑死的么？
所以，真要“做事”，该妥协的只能妥协。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留底线于心中，展手段于天下。这才是高务实给自己这一世穿越定下的规矩。
为一些年迈老臣找机会争取这个紫禁城乘舆的特权，正是手段之一。
因为刚才翰林院之行让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未曾经过科举就“幸进”为太子伴读的小屁孩子，即便有《龙文鞭影》打底，名声也未见得能好到哪去。多半也只能如刘鈗一样，被正统士林视为“纨绔起家”。
高务实当然是要去科举的，这本身就是他计划之中必须去做的，但这毕竟需要时间，他虽然因为一些原因，对于科举成功还算有些自信，可再怎么自信，他也没觉得自己现在就够本事参加会试、名登金榜。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自己头顶上的称号就始终是个“幸进之臣”，是个“纨绔”，了不起就是个多少有些水平的纨绔。
所以，必须多管齐下，一是三伯所说的，明年就去参加科考，只要自己去应试了，这种争议、鄙视就会大幅降低，因为人家也不可能说你高务实没有直接一轮考进会试就是个垃圾对吧？考试也是有规矩的，再厉害也得一步步考。
二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给自己争取好名声，尤其是在士林、文臣之中争取好名声，这一点也十分重要。名声这个虎皮，在大明官场上有时候比金刚罩还好使，就如同海瑞前段时间被各种参劾，通政司收参劾海瑞的奏章收到翻白眼，那些参劾里头却也没有哪怕一个人是参劾他贪污受贿。
那么接来下的问题就在于，高务实需要什么样的名声呢？
在今天翰林院“软抵制”事件之前，他只是在“年少才高”这一块做文章，了不起就是借着刘显“平定”百里峡一事，顺便给自己涂抹上了一丝凛然无畏、坚守正义的色彩。
但通过翰林院今日之事，他发现这远远不够，自己还需要有另一种伪装色——一种能跟三伯高拱形成互补的伪装色。
换而言之，就是高拱擅长的方面，自己不用过于费力，因为自己将来只要混出名堂，沿着高拱的路线继续走，是完全没有人会质疑的——家学渊源嘛，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个年代你作为后人，偏要跟自家前辈走一条相反的路线，才真会惹人质疑。
而在高拱所不擅长的方面，才是自己要花心思、费工夫好好去做的。
譬如高拱性子急、要求严，下面的官员有什么做得不好的，他根本不会管是在什么场合，说呵斥就呵斥，说贬斥那就贬斥了。而当他觉得下面的官员做得好的时候，说褒扬就褒扬，说升官就给你升官了。
前者是很明显容易得罪人的性格，这不必解释了。即便是后者，也容易引起争议，因为你不可能升所有人的官，那些没有被提拔的人，看见身边的昨日同僚今日就被委以重任，哪能不心生嫉妒？久而久之，高拱就可能得到一个“陟罚臧否，全由喜怒”的烂名声。
这还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高拱处事，虽然出发点是站在为国家做事这个原则上的，但由于他跟皇帝不同寻常的关系，很多立场看起来就如同直接站在皇帝身边，而众所周知的是，大明自建国伊始到如今，其实一直都处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争权的过程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