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对于在后世都算鼎鼎大名的白莲教多多少少有些了解，最早是前世看小说的时候老看见明朝有白莲教作乱，后来发现不仅明朝，哪怕到了满清，白莲教也很是刷了几波存在感，高务实颇为诧异一个白莲教居然几百年孜孜不倦地进行着造反大业，这才对这个生命力极其顽强的教派有了些关注，于是在某个休息日下午花了点时间查了下白莲教的史料。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白莲教最早之源头，竟然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其创始人为吴郡沙门茅子元。到了元代，白莲教得到了更进一步之发展，号称“千枝万叶遍乾坤”，而明代的白莲教自然是元代白莲教的继承与发展。
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明朝建立伊始，白莲教便遭到了查禁，但却屡禁不止，其势力以燎原之势发展着，范围几乎遍及全国，在河北、山西、山东、陕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浙江、福建等地均有活动。当然，这些白莲教徒所尊奉的首领，未必都是同一人，也就是说他们之间也有流派之分。
曹淦所提到的漠北白莲教，按照高务实的了解和分析，应该主要是从山西等靠近漠北的省份流入。如正德年间的山西崞县人李福达，参与了王良、李钺的谋反活动，事发后被戍边，而此前其祖父亦“以幻术从刘千斤、石和尚作乱于成化间”，可见这白莲教还流行子承父业。
由于其靠近边关，为了加强和扩大与朝廷抗衡的力量，这些人就利用退走漠北的蒙古势力来同官军作战。嘉靖二十四年，山西应州人罗廷玺等以白莲教惑众，“因策划约奉小王子入塞，藉其兵攻雁门，取平阳，立充灼为主，事定计杀小王子。”嘉靖三十年，白莲教首肖芹、吕明镇与同党多人，引导蒙古军队犯边。嘉靖三十六年，北直隶蔚州白莲教首阎浩等出入漠北，向蒙古人泄露边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引寇入关祸害汉人同胞，罪同汉奸，按理个个该杀。
但高务实不是一个年轻的愤青，他是一个从过政的老愤青。
年轻愤青的特点是：只要你做过汉奸的勾当，你就罪该万死，并且要立即执行，其余什么的提也休提，逮着机会就是杀杀杀，杀干净一了百了，免得小爷我看着心烦。
而老愤青的态度则有所不同：哪怕你做过汉奸，甚至现在还在继续兢兢业业的在做汉奸，但只要你还有利用价值，我就敢将计就计，先让你们再苟活几日，等我把你们的价值榨干之后再杀不迟。
这群白莲教徒为了造反，甘于充当汉奸，按理全都该死，但高务实就会先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譬如利用他们加快蒙古汉化，以达到自己将来用经济和政治手段逐渐控制蒙古的大计，为了这个“远大理想”，高务实乐意让他们多活一段时间。
由于大明在对漠北蒙古势力经常的入境骚扰劫掠进行打击的同时，亦采取像准许“通贡”和开放“马市”等一些羁縻之策。而这些措施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蒙古人岌岌可危的经济，但同时也使蒙、汉两地间的人口的流动趋于频繁与扩大。
在这样的人口流动中，一方面是一些蒙古人随着朝贡团队进入大明边境而滞留于内地，譬如正统初年，就有万余人定居于京城；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大批的汉人北往。这其中除了部分是被蒙古军队所劫掠的边民之外，其余则是所谓的“叛逃”者。这些“叛逃”者，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处于边地的白莲教徒。这些白莲教徒大多来自山西，他们为了躲避朝廷的镇压和追捕，从内地逃往漠北边境，史书上说“其间白莲教可一万人。”
这些逃往漠北的白莲教徒，出没于中原和漠北边境地区，尽管其有时引领蒙古军队的进犯和抢掠，同时也有将中原的情况泄露于外，实际上充当了汉奸的举动，但反过来看，却也在无形中起到了促进蒙古汉化的作用。
譬如以丘富、赵全等为首的“中国叛人”，为躲避大明的剿杀而北逃，他们带着中原之地之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当地开垦土地，建造房屋，传授制造手艺，在荒凉的草地上筑城定居并进行农业生产，使昔日“水草甘美”之游牧胜地，变成了宫城林立、良田千顷的塞外“板升”，蒙古人因此从落后的游牧经济向先进的农业经济过渡和转移。
咋一看，蒙古人因此实力更强了，似乎更难对付。然而高务实却知道，定居下来的蒙古人可远没有游牧万里的蒙古人可怕。当蒙古人定居下来，再想与汉人交手，就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你打不过就万里转移，追剿起来那多麻烦？而且大明的火器尤其是火炮，面对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的蒙古人几乎没有发挥的余地，可一旦蒙古人建城而居，大量财货都在城里，轻易舍不得放弃的话，那么大明的重火器就能拿来攻城，如此这般，效用就明显了。
高务实觉得，如果经过自己魔改之后的大明，连定居下来的蒙古都搞不定，那这个救明计划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此他很是细致的问了一下板升城的情况，曹淦知道大明朝廷对这些白莲教叛逆一贯很是重视，只当高务实也是如此，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