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坚持才德兼备，这种思想在承平之世可以大行其道，但在战国求存时期，却不能成为用才的主导思想，因为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可是纵观诸葛亮主政后期，先德后才的思想偏偏成了他用人的主导，其弊端自然也就逐渐显现。
譬如蜀中原有人才中，自认才智仅在诸葛之副的廖立，被长期放在清闲职位挂名；能臣李严允文允武，却因粮运一事被贬，再未大用；大将魏延就更有趣了，只因“脑后天生反骨”便不能尽其能而用之，最终在诸葛亮弃世不久被逼谋反。
再有就是，德、才这种东西，本身很难列出什么具体标准，多数情况下只能以个人标准来判断。参军马谡，马氏兄弟以名声起仕，后随军献策，深得诸葛认可，结果街亭一役，一着输，全盘输，整个北伐功败垂成。
所以高务实的人才培养计划，更加偏向于从低处做起，从小事做起，首先看能力，其次才去考虑德行。如果手底下某个人可能有才，那就给他一个机会负责某件差事，而高务实自己就从他这件差事的办理中分析这个人的性格、能力、品性等等，然后再考虑对他今后的使用，或者说考虑进行倾向性培养。